青蓝交织：政策社会学与政策科学的学理辨析

政策社会学与政策科学同源不同宗、同根不同枝，是青蓝交织、交相辉映，共同体现“政策良心”的两门学科。不同的学科既有差异，也有共性，差异代表着多元的方法，共性代表着统一的认识。多样的方法与统一的认识，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政策最好的依据。第一，原则一致的政策制定。政策社会学重视“社会参与原则”，人民群众以及社会组织、社区社工、专家智库等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力量；政策科学特别强调“政策吸纳社会”。第二，表里相依的政策执行。政策社会学对应的是社会管制、社会交换与社会激励;政策科学的执行资源是权力、利益与精神。第三，不同体系的政策评估。政策社会学依靠的是社会描述、社会分析与社会模型;政策科学的事实评估主要关注目标达成、成本效益与因果关系。两门学科分别体现了各自把准政策脉络、落实政策措施、实现政策价值的根本逻辑，体现了自身的学科贡献与政策良心。     

政策矛盾现象初探

政策系统、政策过程中存在着各种矛盾与冲突。学术界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已经涉及政策冲突、政策协调等政策矛盾相关问题，但没有对政策矛盾的范畴加以系统研究。本文以政策矛盾现象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理念研究的必要性，界定其基本内涵，并对政策矛盾体系进行归纳与分类；然后将政策矛盾置于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中考察分析，提出政策矛盾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根源，进而提出处理政策矛盾的方法论原则。全文以政策矛盾为研究公共政策的切入点，为公共政策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野：政策形态的建构与分析

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极为重要的环节，也是政府行政管理工作最主要的内容。西方国家很早就对政策执行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但对政策本身在执行中的变化情况研究的并不多。政策在其执行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相关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政策常常处于动态。为此，通过建构政策形态分析模型来描述政策自身在执行中的变化情况，并论证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公民政策遵从:理论基础、形成机制与干预策略

提升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的遵从度,增加公共政策供给有效性,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整体而言,公民政策遵从研究方兴未艾,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公共政策的组织遵从行为,对公民个体政策遵从的关注度较低;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基于单一维度观察特定政策情景中的公民遵从行为,缺乏整合性分析框架对公民政策遵从行为形成机制进行全面阐释。因此,应综合公共政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探讨公民政策遵从行为的概念要义与理论基础,梳理公民政策遵从的影响因素,形成多维分析框架,解读公民政策遵从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影响公民政策遵从的因素可以划分为主体特征、客体特征、政策特质与环境因素等四类;各因素对于公民政策遵从的影响机理较为多元且存在差异,大部分是通过影响政策接受与政策认同而间接作用于遵从意愿与行为,有些则是直接影响遵从意愿与行为,还有些因素能对其他因素与政策遵从之间的影响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基于以上发现,设计干预措施,以期为激发公民政策遵从、增进公共政策有效性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政策网络中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与对策

政策网络是分析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政策过程的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主要有从属型政策网络、依赖型政策网络、自组织型政策网络和导向型政策网络等四种类型.运用政策网络的分析框架可以对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解释,并明确政策工具选择的困境,从而在理论和操作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策略和方法.     

试论政策目标研制的逻辑程序

研制政策目标是政策分析实务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环节,这一业务环节由政策目标的初步提出、目标量化和目标确定等三个子环节组成。研制政策目标既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委托人不断沟通的过程。只有严格遵循科学化、规范化的程序和步骤,才能避免荒诞或无效政策目标的出台,政策分析的核心使命才可能得以实现。     

政策失败的原因与对策

政策失败是人们在政策实践和政策科学研究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本文分析了政策失败的原因 ,即政策本身的缺陷和政策执行的偏差 ,并据此提出了防止、克服政策失败的对策措施 ,即促进政策优化、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和水平 ,以及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政策执行者行为活动的监督     

网络时代政策“误读”现象与反思

政策"误读"是网民对公共政策的关注由自发到自觉,政策态度由消极批判向积极批判发展的过渡阶段,是网民对公共政策目的、政策内容或政策措施等的质疑和消极批判倾向,它表现为"政策正向解读误差"和"政策反向解读偏误"两种主要形式。政策"误读"是政策批判迁移、政策认知定势与政策沉淀后滞效应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矫正政策"误读"要发挥公众、政府、决策部门和媒体的合力。     

以民为本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治理工具,因而政策执行者要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只有通过积极转变政策价值观,完善政策制定系统和程序,创新政策工具,提高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和道德素质,才能切实促进政策的顺利执行,实现政策目标,建设和谐社会.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研究

政策工具的选择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差异化的土地政策,可以加快主体功能区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从政策工具的视角,以2011—2019年间119篇中央层面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总结现有土地政策变迁的规律。研究结果显示,在现有土地政策中,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并不均衡,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偏好强制性政策工具,对混合型和志愿性政策工具重视不够;在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中,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应用差别不明显,没有体现《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因此,应基于不同类型功能区的主体定位,对主体功能区的土地政策进行优化设计。     

政策工具何以反映政策价值:一项溯源性分析——基于H省W市综合行政执法模式的经验证据

政策价值是公共政策的基石,也是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政策工具与政策价值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关联,政策工具反映政策价值是对公共政策从酝酿到执行的反思。"价值-目标-方案-工具"的逻辑理路是立足于政策过程的基本阐释,政策价值的"混合型"特征是价值中和的政策议题。我国政策价值场域上H省W市综合行政执法模式的个案研究,为政策工具反映政策价值的逻辑溯源性推演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发现,政策价值的有效次序权衡、政策工具的优化配置和政策执行的交互主体性是影响政策工具充分反映政策价值的关键因素,表明政策工具对政策价值的反映程度。这一研究既拓展了理解政策工具与政策价值之间逻辑关联的视角,又尝试提供一种中国情境下溯源性的解释。     

政策分析的罗辑程序

与将政策过程视为一个政治过程的政策研究不同，政策分析主要是一个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构建政策问题、分析政策问题的成因、确认政策目标、创制政策备选方案、政策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展示和区分政策方案、政策实施的监测和评估等七个阶段组成的。政策分析之所以需要这一套系统化操作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决定的，只有遵循科学化、规范化的程序，以此限制和缩小主观随意性，政策分析的价值和科学地位才能得到体现。     

政策传播功能探究

政策传播是指政策信息在组织之间、组织与个人之间的传递和流动过程.政策传播有利于政策的执行和完善,有利于以权利制约权力,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有利于良好道德、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培养民主意识和参与习惯,有利于培养公众主动获取信息的习惯.我们应当重视政策传播,并做好政策传播工作.     

对实现政策民主化的思考

公共政策是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其质量的高低影响到国家和政府的权威,其中政策民主是关 键。政策民主作为政策制定的一种有效方式,有助于提高政策的公利性和有效性,增强政策与民众的亲和力,因 此,采取有效途径实现政策民主就成为提高政策质量的关键所在。     

保持政治稳定的三层政策战略

从政策视角出发,保持政治稳定的三层政策战略包括:制定和执行合理的大众性政策,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司法、强力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合理的政治性政策,包括政治力量吸收、执政党建设、民族、外交、政治危机处理、政治运行监督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即政治教育政策,这与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特征有关,也与政治教育的特征有关。     

政策分析的逻辑程序

与将政策过程视为一个政治过程的政策研究不同,政策分析主要是一个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构建政策问题、分析政策问题的成因、确认政策目标、创制政策备选方案、政策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展示和区分政策方案、政策实施的监测和评估等七个阶段组成的。政策分析之所以需要这一套系统化操作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决定的,只有遵循科学化、规范化的程序,以此限制和缩小主观随意性,政策分析的价值和科学地位才能得到体现。     

对目标群体政策客体地位批判与主体地位的构建

传统的政策客体观下,目标群体是作为政策客体存在的,这种认识不仅违背了公共政策的本质内涵和外在规定,造成了政策制定、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对立地位,而且混淆了目标群体的主体形态和依附属性,导致了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关系的混乱.因此,需要对其客体地位进行反思和批判,树立其政策主体地位,同时在新政策客体观下,重新思考政策客体的构成.     

政策民主实现途径的思考

公共政策是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工具,其质量的高低影响到国家和政府的权威,政策民主作为政策制定的一种有效方式,有助于提高政策的公利性和有效性,增强政策与民众的亲合力,本文就此对如何实现政策民主做一探讨。     

试点项目如何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度化过程?——以住房租赁政策为例

制度化过程对于实现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尤为关键。受到自上而下政治权威影响的试点项目是理解政策制度化过程的重要因素。论文借鉴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建构起“规制—模仿—规范”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2016—2020年住房租赁政策的制度化过程为例,探究了财政激励型和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对政策制度化过程差异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激励型试点项目主要通过隐形压力与直接激励形成的规制性机制推动政策的时空扩散,地方政府在此情境中采纳试点政策的行为多是由制度供给所驱动;而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除了规制性机制的直接作用外,还通过模仿性机制增加地方政府所感知到的横向压力进而间接地推动政策的扩散;且在规范性机制的作用下,工具创新型试点项目使得地方政府政策采纳的驱动力从制度供给转变为制度需求。研究表明,试点项目能够通过推动政策的广泛扩散和激发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来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度化进程,但不同类型的试点项目作用于制度化进程的程度和机制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央政府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政策情境灵活选择不同类型的试点项目并调整激励或授权的强度,这种灵活性正是中国政策试点制度的重要特征。     

邓小平政策宣传思想及其理论贡献

邓小平政策宣传思想强调政策宣传应坚持与政策精神相符合、走群众路线等原则；应坚持正确理论的指导，反对迷信和盲从；应坚持党性；应坚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发展性的统一。邓小平政策宣传思想为新时期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强化了政策执行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加强了政策制定过程与基层民众的联系；把政策运行中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宣传等环节有机地统一为一个整体，有利于政策制定目的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