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法理学的视角：法律价值论对非法证据取舍的影响

非法言词证据与非法实物证据的取舍在标准的掌握上本身无实质性区别,取舍的标准首要在于对“非法”所涉的法律价值的判断问题。法律的价值包括秩序价值(形式价值)和正义价值(实质价值),其中法律的正义价值是法律的核心价值。证据的“非法性”虽损害了法律的秩序价值,而无损于法律的正义价值,该项非法属于形式非法,而非实质非法,该证据的“非法性”对证据的取舍则无影响。从法理的角度看,证据的“非法性”作为一种符号学的意义在于反映证据的外部特征和法律特性,并非为决定非法证据取舍的一个直接因素,而起决定作用的是“非法性”对法律正义价值影响的状况。     

试论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态度不明确，各国的相关立法和理论不尽一致，从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进行价值取舍，必须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价值冲突和选择——兼谈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之构想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否采信,体现着国家在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大价值上的取向。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预防违法、保障人权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有必要完善该规则。     

正义维度下的英国非法证据规则--以制定法为视角

我国证据立法已经提上议程,非法证据作为证据法中的重要内容,作出明确规定意义重大.本文主要通过从制定法视角、考察英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探讨我国证据立法对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规则的借鉴问题.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效力研究

关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学界争论颇为激烈.一、"非法证据"的准确概念应当是"非法证明材料"(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明材料);二、从三个主要方面--(1)合法性应当是诉讼证据内在特性之一;(2)"排除加例外说"的"例外",其实并不是对非法证明材料的例外(该"例外"的证明材料本来就是合法的);(3)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取后者.非法证明材料应予绝对排除.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中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提出构建和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设想,并在操作层面上提出保证其实现的一些具体建议。笔者从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方式、排除的主体、非法证据的证明以及提出排除请求的时间等方面提出了我国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性规则的框架。当然,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制度的良好运行都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适用有赖于证据审前司法审查制度、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效力研究

关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学界争论颇为激烈。一、“非法证据”的准确概念应当是“非法证明材料”（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明材料）；二、从三个主要方面--（1）合法性应当是诉讼证据内在特性之一；（2）“排除加例外说”的“例外”，其实并不是对非法证明材料的例外（该“例外”的证明材料本来就是合法的）；（3）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取后者。非法证明材料应予绝对排除。     

新《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较为系统和详细的规定，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摆到了理论和实践面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涉及何为“非法证据”、认定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是什么、哪些诉讼阶段可以审查证据合法性、审查效力如何认定，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分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关系到能否正确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真正规范侦查行为、减少冤假错案、保障人权。     

浅谈非法证据采信的几个问题

非法证据是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它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针对目前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在理论与实践中比较混乱的状态,本文参考国外的有关规定和对非法证据取舍的价值选择的评述,探讨如何确立并完善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浅谈非法证据采信的几个问题

非法证据是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它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针对目前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在理论与实践中比较混乱的状态，本文参考国外的有关规定和对非法证据取舍的价值选择的评述，探讨如何确立并完善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外国法院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一般较为宽容,不象刑事诉讼那样积极排除。我国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先后经历了旧标准和新标准两个阶段。虽然新标准较之旧标准而言科学一些,但其仍然比较严苛,依其而定的非法证据的范围还是十分宽泛,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与法院对待民事诉讼非法证据应宽大为怀的基本态度有所不一。基于此,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有重建之必要。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本土化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产生之日起就倍受争议,但由于它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许多国家和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在我国全面确立这一规则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所以应结合国情,确立对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的原则,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     

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前提条件、现实困境及对策建议

2018年《监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机制,赋予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为保障监察证据的合法性,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有着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意义。然而,因立法规定不明确和实践运用不协调,导致监察证据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存在困境。如两法规定的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种类不一致,两法在具体的取证程序方面存在区别,监察程序中缺乏证明非法取证的手段以及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监察证据排除难的问题。对此,为构建和完善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完善两法关于监察证据的规定,明确非法监察证据的内涵和范围,新增非法监察证据的证明手段和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指导理念,以保障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     

从法理到制度: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考察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证据采纳应当满足合法性要求的消极评价,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的题中应有之意,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加强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能够阻断非法证据从侦查流向庭审,减轻庭审公诉部门的举证负担、避免非法证据影响法官的正确心证的形成。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的加强,需从法理上充分认识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论意义,包括观念价值、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调和三对矛盾,即强化打击犯罪与坚守客观义务的矛盾;承担法律监督与客观监督不能的矛盾;尊重侦查策略与判别非法取证的矛盾。     

刍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证据法学理论的思考

基于证据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审判阶段适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区别于其他诉讼阶段国家专门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刑事司法行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以审判阶段为中心设定的证据法规则,检察机关审查证据的司法行为也将受到其制约.从证据法学的角度理解何谓“给审判案件的法官制定的游戏规则”,是检察机关正确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取证行为威慑作用的前提;同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排除非法证据”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浅谈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的排除涉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问题。各国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观点因各自的价值取向不同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各自的片面性。我国应当建立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规则,对非法采集物证的排除应赋予法官排除非法获得的物证的自由裁量权。     

几种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之辨析

确立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上对此展开研究,首先要解决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内涵界定。为揭示这一内涵,文章选取三种较为特殊的诉讼证据,即(1)“毒树之果”证据。(2)“警察圈套”证据。(3)秘密取得的证据。以此作为切入口,分析这些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问题,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规则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础性成果。     

非法证据与刑事错案研究

近年,中国媒体频频报道一些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使得在这些刑事案件中存在的侦查取证等诉讼程序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象忽视物证鉴定结论、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几乎出现在每一宗错案中。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势必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有损司法公正。笔者拟从寻觅非法证据导致刑事错案的源头出发,探索如何坚持科学的态度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浅议刑事非法证据之证据能力

刑事非法证据之证据能力问题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它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诉讼目的在此问题上的对立.随着人们对程序法独立价值认识的提高,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对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保障,建立全面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诉讼民主发展的世界潮流.     

对非法证据的理性审视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无论是在诉讼法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是争论的焦点。在借鉴国外有关非法证据制度的基础上,本文指出我国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应以“价值权衡”理论为依据,并结合对非法证据的理性思考,来寻找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处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