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想着他人——周恩来在重庆轶事

周总理是个高瞻远瞩、统取大局的伟人,同时又是一位严细有加、明察秋毫的长者。夏衍同志生前曾忆及两件发生在重庆的小事,可以从中看到周恩来体察、体谅、体贴朋友和同志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周恩来三救夏衍

一、从夏衍坐牢８年半说起２０年代后期，周恩来秘密进入上海，主持党的实际工作。在此期间通过潘汉年（第一任文委书记）了解到夏衍（沈端先）的情况。以后布置过几件重要任务（包括由夏衍代替周恩来和中共秘密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系）。但是第一次见面，还是在１９３７年全国抗战的前夕。夏衍从事文艺工作，后来从事新闻和文化方面的统战工作，都是间接、直接地接受周恩来的命令。在几次重大的转折时期，一次是１９３８年从电影戏剧领域转向新闻、文化的统战工作；其次是４０年代初奉命到港澳开展工作；第三次是从香港返重庆时协助周恩来担任…     

张颖来信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同志们:你们好。首先感谢你们邀请我们重返红岩,并给予极好的接待。在本年第四期《红岩春秋》中的一篇报导中,对我个人情况的介绍有溢美之词,实不敢当,且甚觉惭愧。其中一事我必须作说明: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文艺界朋友拍摄了一部电视专题片“周恩来与文艺”共十集。这件事固然是由我倡议的,但随即得到夏衍、陈荒煤、张光年等老一辈艺术家的大力支持,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和意见,在筹款当中,首先是许多同志对周总理的爱戴和怀念深情;同时也是文艺界朋友的共同努力,所以才得到各方资助。具体说,广州关山月…     

伟大“积于”细微

《庐山档案》一书,记载了周恩来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的两件小事,读来耐人寻味,令人慨叹,可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教育的一份最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教材。1959年7月1日,周恩来偕邓颖超到庐山参加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大会     

探访八宝山革命公墓

周恩来:要为在战争年代牺牲的同志们找一块永久的栖身之地 1949年冬天,新中国刚刚成立,日理万机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处理各项国务和外事活动的同时,也在考虑着另外一件事情——要为在战争年代牺牲的同志们找一块永久的栖身地.为此,周恩来将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约到中南海西花厅,他对吴晗说:"今天请你来是谈在北京建一座公墓的事情."吴晗有点吃惊,没想到周恩来会为这事而亲自找他,他觉得这只是件小事.周恩来动情地说:"你不要觉得这是小事情,这是件大事情.我们不能坐了江山就忘了为打天下而牺牲了的同志们.不能让人家戳着脊梁骨说共产党无情无义,打下江山就忘了本.你们在北京找块好地方,建一座公墓,把烈士们的遗骨迁进去.让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和后代时刻不忘胜利来之不易.公墓既要作为烈士的安息地,还要成为教育后代的场所."周恩来还交代说,墓地不要太远,交通要方便,便于举行纪念活动;同时环境要美,尽量不去占农田.     

战地记者陆诒一次特殊的鄂西采访

正1943年6月,受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委派,《新华日报》记者陆诒随重庆各界慰问团到鄂西采访。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陆诒在恩施单独访问了叶挺将军,并深入长江西陵峡石牌前线,做了他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一次战地采访。回到重庆后,中央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称赞陆诒的鄂西之行获得"双丰收"。"周公"面授机宜陆诒(1911-1997),上海闵行人,中国著名的战地记者。中国文艺界老领导夏衍曾说:"抗日战争     

周恩来洛川排险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经常奔忙往返于延安、重庆之间。1940年3月刚从苏联治病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就考虑到此次返渝尚须办理的有关事宜。一是重庆办事处的警力不足;二是电台方面人手不够。周恩来想趁此次返渝之机带一批同志到重庆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从陕甘宁边区部队抽调了32名红军干部组成警卫排护送周恩来到重     

感受周恩来的人格魅力

正2009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参观时,要求党政干部学习周恩来做人的风范:"首先是做人,再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共产党人,再就是做一个革命家。"寥寥数语,层层递进,给了我们一把揭开周恩来人格魅力的钥匙。我们常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件小事可以映照出一个人的品行和灵魂。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体现在许多方面,是一个     

道德风范 光耀千秋——经念周恩来逝世20周年 忆周恩来同志二三事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我同周恩来同志接触中的一些往事至今记忆犹新,可以说它们在某些方面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那是1941年9月,党组织从延安调我到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当时,周恩来同志任南方局书记,负责国共谈判、统一战线和国统区、敌占区党的地下工作。能到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我心里十分高兴。在延安,我多次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受到很大教育,对他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早有所闻。我想,到重庆后,他一定会问起延安的情况。为此,我就延安的学习、生产等方面的情况作     

周恩来武汉撤退行踪问答录

祝华同志于1938年由党组织安排,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给周恩来同志开小车。1988年10月,笔者和祝华同志一起,在从贵阳至重庆途中,就周恩来同志从武汉撤退到长沙、衡阳、桂林的情况,询问了视华同志。现将我的询问和祝华同志的忆答录下,其中许多细节对历史研究也许有些帮助:     

对中共中央致项英等一则电文时间的考证——兼论新四军军长叶挺1938年底出走辞职的原因

在《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94页上和《大江南北》杂志1988年第5期“历史研究”专栏所刊登的《围绕皖南事变的是是非非——访问南北同志》一文中,作者都认为在1940年5月,中共中央曾电告周恩来等人,要周恩来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新四军的工作问题,确立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工作。反对蒋介石重新解决新四军问题。经过对有关史料的反复考证,笔者认为藏于中央档案馆的这件电报时间有误。其发电日期绝对不可能是1940年5月,而是要比此早得多。中央书记处的这封电报全文不长,现摘录如下:项、周,叶,廖:蒋在西安向我们同志表示,叶挺已离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有另派他人去新四军任军长之意。在江北支队     

忆胡绳同志

一新华社播发的《胡绳同志生平》中使用了“少年早慧”四个字,这是很少见的。这四个字用在胡绳同志身上十分贴切。今年春节,我到他家去。他的秘书、也是儿媳的黎钢在座,说到她陪胡绳去看望夏衍时,一进门,夏衍就说:“神童来了。”黎钢说:我这才知道夏衍同志他们把胡老称做“神童”。夏衍和胡绳三十年代中期都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但两人年龄相差十八岁,所以夏衍完全有资格把胡绳称做“神童”。“神童”,我想也就是“少年早慧”的意思。我听胡绳讲过他早年的事情:他的父亲是个半新半旧的师范毕业生。胡绳入学前,父亲教过他两年,读的是古文…     

夏衍还“债”

夏衍从沦陷的香港辗转来到重庆,便被中华剧艺社的老朋友应云卫缠上。应云卫说正闹剧本荒,见面便定货,要夏衍写个剧本。夏衍初到重庆,要了解、要做的事很多,只能始漫应之,应云卫却认了真,拍着夏衍的肩膀说:“好,够交情,一言为定。”一言九鼎。“债”注定要还。然而重庆的炎夏却使夏衍有些吃不消,剧本便一拖再拖。尽管应云卫急如星火地催债,夏衍因正忙于和炎夏作斗争,无力他顾。夏衍的不怕热是出了名的。重庆宛如蒸笼似的闷热却使他破了不睡凉席的旧例,买了一张蔑席铺在行军床上。睡了一夜,早上起来,席子上留下一片很深的人形的汗迹,令夏衍极为吃惊。     

一张历史照片的辨析

在主编《抗日时期北泉慈幼院通讯》时,收集到一张抗日初期,周恩来等14人在重庆沙坪坝的合影照片。照片线索是由一已逝合影者的女儿王赫,告诉上海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作曲者之一阿克俭提供的。原注是:“抗日时期周恩来、邓颖超和天津朋友们合影于重庆”。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杨世元研究员亦告:该照片收入《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一书时,注记:“1939年1月周恩来到重庆沙坪坝南开     

周恩来式的爱(二)

正周恩来人格精神有多方面,其基本点有三:仁爱、牺牲和宽容。牺牲是一种自愿的付出,有爱才有牺牲。大公无私,为别人牺牲自己,这是周恩来的本性,一种生来具有的基因。陆定一在回忆录中讲了一件令他一生难忘的事。当年陆定一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常乘飞机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一次遇坏天气,飞机表面结冰下沉。飞行     

夏衍是“特科”成员吗

正2015年,《夏衍传》再版。在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夏衍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属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周恩来调夏衍参与筹建左联后不久,夏衍也成了中共特科成员。从此夏衍有了两个身份:公开的作家身份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成了中共特科成员"和"秘密的中共情报人员身份",这两个大胆的结论,     

有多少共产党员“不像”党员

有一个单位,想测试一下本单位的党员在日常表现中是否保持了党员的先进性,便请来一位老红军作特约巡视员。党总支书记交给老红军一份花名册,上面登记着该单位62名干部和职工的名单,并告诉他:“这中间有24人是共产党员,请你用一个月的时间,判断一下哪些人是党员?”老红军觉得这是件挺新鲜也挺有意义的事儿,就很认真地观察了一个月。并以一个老党员特有的习惯和感受,细心地品评着每个人的言论行动,然后在花名册上标出他认可的党员。到最后,他认为该单位有17名同志像共产党员。党总支书记看了他标的名单之后很吃惊。原来老红军认为像党员的17人…     

回忆与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的交往

人民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同志于2012年6月28日以94岁高龄在上海仙逝了。张瑞芳于20世纪30年代在重庆入党后,其单线联系人就是周恩来,之后风风雨雨几十年,张瑞芳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由于我从事周恩来的研究工作,从征集史料和一些纪念周恩来的活动中,有机会接触到张瑞芳这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从1997年的第一次相见到后来的书信往来,张瑞芳老师的音容笑貌常常恍若影屏,让我难以忘怀。     

领导的手

近日认真拜读了周恩来总理的卫士韩福裕追忆总理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两件小事在我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特别令人受教育。一件是韩福裕刚到总理身边工作时,一次陪同总理去后厅,总理在前面走,韩福裕跟在后面,当时是冬天,后厅门挺宽,挂着帘子,快到门口时,韩福裕像所有秘书一样跑前一步挑起帘子,好让总理自如地通过。然而,总理却笑着对韩福裕说:“放下,放下,我有手,我自己来。”另一件是韩福裕的妻子在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一次开饭时给总理打了一份送来,总理吃完后,韩福裕的妻子收拾一下便端起托盘往厨房走去,总理发现她双手端盘不便开门,忙说:…     

爱国工商界的良师益友——周恩来与胡子昂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子昂在重庆作市参议会议长,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他只能秘密接触共产党人。其中,胡子昂最早接触到的、受其影响最深、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周恩来,胡子昂把周恩来视为良师、挚友。他家客厅正中墙壁上,一直端挂着周恩来的照片。周恩来是我国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良师、知己和最真诚热情的伟大朋友。 1938年春在武汉胡子昂第一次见到并结识了周恩来。那时,胡子昂在重庆经营工矿事业,因为向国民党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