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政党政治探析

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发端,从君主立宪制的喧嚣到有名无实的共和国,再到政党林立的壮观病态,虽然宋教仁式的理想主义的政党政治最终破灭,但留给后人的是深刻的启示。     

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中的唐绍仪

在清末民初的政坛和社会转型的巨变中,唐绍仪是一位大起大落的著名人物.在少年时代,他以幼童身份出国留学,被撤回国后辗转进入仕途,由最初清王朝的一般涉外官吏,累迁至对外事务大臣.辛亥革命以后,他以“拥袁共和”的形象出现在南北议和的舞台上,并荣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此后,他为谋求共和统一而四处奔波.面对袁氏及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他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袁、护国护法的道路.作为一名留学生出身的年轻的新型外交家、政治家,他竭力维护民族权益,为民主共和政治而不遗余力.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唐绍仪因势利导,纵横捭阖,鲜明地留下了新型的政治家、外交家的足迹.     

浅谈清末民初山西婚俗变迁

清末民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封建帝制的垮台,以及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山西传统婚姻文化开始出现新气象,在婚姻观念、婚姻礼仪等方面出现历史性变化。此种文化变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呈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推动了封建陋俗的彻底变革。     

略述清末民初的兰州典当业

典当业是一种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融通社会资金的独特行业。本文在概述中国典当业渊源的基础上 ,专门就清末民初兰州地区典当业的规模、概况、组织管理、业务经营及衰亡情况作了述略。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群体的历史地位评析

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群体,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支新生社会力量,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最为活跃的阶层。他们以学习法政、军事以及师范类专业为主,力求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实现挽救民族危亡与振兴中华的愿望。其在宣传民主进步思潮、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促进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推动我国近代化变革的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末民初宪政困境探微

从康梁到孙中山，清末民初的宪政转型均告失败，清末民初的宪政发展陷入历史的困境。清末民初的宪政困境在理念上表现为对近代西方宪政认识的偏差和对近代西方权利思想的误读；在实践上则表现为清末民初宪政之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缺失。     

清末民初北京八大胡同娼妓业变化初探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的变革时期,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日益发展,社会传统价值观念渐趋改变,实利之风日益盛行,娼妓业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妓女逐渐丧失了过去那种“艺妓”的性质,而上层文人对妓女品第的强调和对往昔“诗意”的想像与怀念,实质上表现了他们对往昔社会氛围的追思,这种心理也揭示出了一部分人对充斥着低级趣味的“现代性”的担忧和抗拒。     

清末民初美国女传教士与中国妇女解放

清末民初,大批美国女传教士来到中国,参与中国妇女的解放活动。女传教士所鼓吹的中国妇女的解放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彻底的真正的解放,美国女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传教运动是一股巨大的保守势力,它加强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社会地位,而并不是一种女权主义运动,对中国妇女的革命运动起了阻碍作用。     

清末民初浙江监狱改良与日本

本文为中国近代转型时期以日本为媒介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个案事例研究。着重关注的是清末官绅对日考察,不同于已有较多成果的清末留日研究。据《申报》记载,包括浙江在内的十省于1906年联合派遣正佐官员五十名赴日考察监狱。该史料已为相关研究者所关注,但这些调查日本监狱员在日考察的实际状况和回国后的活动至今不为人知。在梳理浙江省派员名单,挖掘其在日活动史料基础上,进一步追踪其中三人回国后在浙江省监狱改良中作出的贡献。     

论清末民初的辽宁教育

清末民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形成了3种不同的文化教育：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文化教育、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清末民初的辽宁教育也不例外．同样存在着这3种不同的文化教育。而且．还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清末民初江苏女子职业教育的历史考察

清末民初,实业界和教育界有识之士在江苏各地创办了许多女子职业学校,向学生传授应用性知识,以培养女子技工和女性实业家.但由于全赖个人捐资办学,疏于统一管理,学校在课程设置和学校定位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制约了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尽管如此,当时女子职业教育的兴起仍构成了江苏教育近代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改善了女子的生存状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江苏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     

清末民初“自由女”谫论

清末民初,“自由女”话题开始频繁涌现于报刊、小说之中,成为颇具时代特色的性别符码。这一语词最早出现于广东地带,主要作为“女学生”的方言代称来使用,在其背后显示出该地女子教育之发达。而从清末到民初,原本立体多维的“自由女”概念体系,又历经渐趋窄化的嬗变过程,曲折反映了彼时“自由”学说逐步遭恶的社会生态。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中书写的“自由女”与社会媒介报道中的“自由女”形象大体吻合,从而表现出社会媒介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态势。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和爱情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有关男女交往、婚恋题材的作品,在对待女子的态度方面,反对女子自由出入公共场合,反对女子与男子自由交往,谈话,认为这样的行为是肇祸之由;在男女婚姻恋爱方面,对于婚前产生爱情的"男女"尤其是女子十分不屑,斥之为无耻,反对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由于作者们自身个体意识的缺乏,无法理解现代"爱情"这种精神现象的出现和内涵,因而无法对"爱情"做更深层次的描写和分析,只能将"爱情"定义为一种浅薄的对容貌的迷恋。     

刑讯存废与口供地位关系论——对清末民初限制与废止刑讯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诉讼中对口供的重视导致了刑讯的长期存在。清末修律前后,刑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口供裁判主义并没有被证据裁判主义所取代,因而这一时期废止刑讯的条件尚未成熟。民初的立法正式确立了证据裁判主义,刑讯在立法上被废止,但由于传统司法习惯的影响及法制的不统一,刑讯名虽废而实犹存。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12）

清末民初出版业态的变革引发思想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和法国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国内传播的两个重要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经了从零碎译介到选择性传播的转变,部分马克思主义术语实现了跨语境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传播者因政治立场和目标不同,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有差异。总的来看,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被译介的要早一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因此存在“梯次传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改变孕育了新动力。     

社会变革时期的言论自由空间——清末民初三十余年报刊舆论透视

清末民初时期为何有较高的言论自由度？透视清末民初的三次报业高潮、新闻报刊舆论的过激化现象以及清末民初政府对言论的控制情况,不仅可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时可总结出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言论自由度的五个因素.另外,透视清末民初的言论自由图景,可观察到社会变革时期言论自由空间的“偏颇性言论自由”现象和“薄壳效应”规律,而发展社会组织、鼓励社群言论自由则是解决“薄壳效应”困境的最佳途径.     

论清末民初国家对社会和国民监控的强化——以东北为例

清末民初国家的权力以非常理性的方式强化了对国民和社会的监控,通过大规模的统计调查实现了对信息的控制,从而将个体的国民变成国家可以加以掌控、指导、征发、分配的对象,通过建立新式监狱对社会正常秩序的越轨者进行了规训,通过兴办新式学堂对未来的合格公民进行了规训,通过建立新式警察实现了对城市空间中的安全、消防、卫生、文化活动的治理,将公共空间中发生的一切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最后国家还对过去通常自由生长的城市进行雄心勃勃的管控和规划,直接指导城市的发展。在这个从传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重要阶段,国家的权力不是削弱了,而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直接与每一个公民对话。     

刘崇佑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

刘崇佑(1879—1941),字厚诚,号崧生,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清末民初立宪派政治活动家、民国时期著名的进步律师。刘崇佑清末民初曾活跃于中国政坛,但史学界目前对其政治     

清末民初民间订婚婚书习惯研究--基于东北地区与直隶省的比较

民间订婚婚书不同于官方婚书,在清代被称为“私约”。清末民初,民间往往不遵循官婚书,甚至将官婚书与私约相混淆,将清代律例规定的“务要两家明白通知”的关于身体、身份内容的官婚书,逐渐演变成不同地区、不同形式、内容各异的订婚婚书。这种以凭媒妁、交割财礼为主要内容的订婚婚书,在民间百姓眼中被视为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媒证与婚书是双方发生纠纷,裁断财礼的退与还的主要证据。司法机关认定订婚婚书具有法律效力。对这一时期的订婚婚书深入研究,对当今订婚财礼纠纷返还机制的建立有启示意义。     

卑顺、蒙昧的主体：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的市民社会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所描写的中下层市民社会群体，整体上具有懦弱、卑顺、服从的特征；所反映出来的市民群体的思想意识，是以权力为本位，以攀附高层权力为人际交往原则。形成这些性格特征和思想意识的原因，主要是中下层市民群体长期处在严格的等级制度的统治和束缚下，对专制政体形成一种惯性心理状态，很自然地接受这种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等级制度强加给他们的身份和等级层次。这种市民社会实际上是专制等级社会体制下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