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法官素质状况变迁研究——以法官职业标准与法官职业外部评价标准为视角

中国法治建设三十年来取得了不菲成就,法官素质的发展变化从微观角度上对此做出了佐证。法官素质是指法官的审判能力或资格。"职业标准"是指法官职业本身对法官素质的认识标准。法官职业标准立基于法官职业内部视角,也可称为内在标准。"法官职业外部评价标准"是法官职业外部的人对法官素质评价标准,因其视角基于法官职业之外,也可称为外部标准。我们可以发现法官素质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同时这一问题也昭示了中国当下进行的法治建设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并预示着法治在中国的实现仍需假以时日,不会一蹴而就。     

司法改革“上海方案”中法官职业化的探索

本文希望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对法官职业化进展进行分析梳理,指出问题,找到对策。文中以司法改革“上海方案”为分析对象,该改革方案中针对法官职业化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值得称赞,但也存在一些诸如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可行性,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科学性,职业化制度保障缺失性,“上海方案”的可复制性等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加上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希望对存在的问题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解答。     

“由裁判者负责”: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背景

司法责任制是新一轮司法改革重点强调的关键机制,而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由裁判者负责"的重要制度,是司法责任制的重要方面。在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探讨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需要明确法官司法责任的界限,合理划定追责范围;明晰权责主体,将主审法官与合议庭成员作为主要追责对象;结合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改革设计设置追责主体以及严格法官惩戒的追责程序,强化法官职业保障。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应当以确保法官独立行使职权为核心前提,进而实现严肃惩戒法官违法违纪行为,监督司法活动,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功能。     

法官如何在能动与克制之间寻求平衡--以法官解释权为视角

法官有责任通过法官解释权的行使在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维持一种有益的平衡---“温和的司法能动”。之所以倡导“温和的司法能动”,是因为这种能动在程度上是适度的,在发展进程上是循序渐进的,不但可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而且可以有效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实现法律供给和现实需求之间的平衡。     

论英国法官职业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特色

法官职业化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英国法官职业化建设始于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至亨利三世后期初步完成，形成了多元并存、独具特色的英国法官体系。英国法官职业化的历史进程集中表现为专业法官的产生过程，其最显著的特色则是多元裁判主体的并存。     

法官职业化的困境——以西部基层法院为视角

法官职业化建设,是确保法官素质、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其职业化是由法官工作的性质决定的,职业化意味着精英化,意味着法官素质一体化。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职业化和精英化缺乏基本的物质基础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一问题在西部基层法院更为突出,法官职业化在西部基层法院面临的困难重重。     

司法改革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育路径 ——以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为视角

在司法改革背景之下,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建设越来越需要专门法律人才的参与。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作为法治队伍建设的主力军,二者之间具备共同的法律知识体系、法律逻辑和一致的工作内容,均以实现案件正义为职业目标。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不仅能够提高我国司法队伍的素质水平和业务能力,还能促进各种法律职业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我国的培育。立足我国实践,学习国外经验,从适时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建立遴选律师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客观评价机制、有序建立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等方面出发,积极探索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育路径,推进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     

以法官品质要素为视角谈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司法公信力包含司法权运作和受众心理两个层面,其内容涵盖信仰、信心、信任三个方面。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在构建司法公信力的过程中,司法权的运作主要是借助法官这一群体来实现的。法官品质的提升必须不断增强专业知识技能、致力于服务社会和自我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达到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实现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职业保障是法官职业化的底线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要“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这一讲话首次把改革法院人财物体制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为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中职业保障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指明了今后法官队伍职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我们必须正视和明晰法官职业保障存在的各方面问题,积极实施改革办法,构筑好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基本底线。     

法律人的职业伦理--以法官为例

作为法律人最典型的代表,法官应以实现公平正义为职业目标,处理好与党和国家、与职业、与利益、与他人及自己的关系,具备忠诚之德、信仰法律、人文情怀、廉洁自律、慎独慎行五大职业伦理。     

“好法官”的角色定位及其知识谱系——以女性民事法官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官承担着来自社会的巨大舆论压力,官方、百姓和学界对“好法官”的定义也有着不同理解。制度下的角色扮演往往更为单纯,但社会场域的多面影响要求法官不仅仅是单纯的中立裁判者,更应是纠纷解决者。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要时刻保持司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切勿因急功近利使得制度改革与社会需求产生断层;而对法官司法行为的评价标准也应置于实然之中,结合法官“社会-司法”的双重角色认识其司法知识的多维谱系。     

良性司法伦理体系构建路径之探析——以法官伦理为视角

司法伦理是社会对法律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行为具有应然意义上的规范和法律人内心价值追求的自在规范。构建良性的司法伦理体系对于实现法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浅析"入世"对法官职业素质的要求

“入世”,是不可回避的挑战。我们的法院和法官将会遇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并去接受这一严峻的现实考验。试想,一个不懂得蓝球规则的人要去当一个蓝球裁判,面对众多的观众和激烈争夺的双方,眼花僚乱地去判断“三秒”、“带球走路”、“带球撞人”以及犯规等,不难想象,这样的裁判是无法“执业”的。笔者试从简单的比拟,分析“入世”对我国法官职业素质的要求。“入世”决不是一场简单的蓝球比赛,法官也决不仅仅是一个视野只有350平方米的蓝球裁判。正视我国法官的现状和未来,笔者从以下三方面理解“入世”对我国法官素质的要求:     

论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养成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以员额法官的定位为视角

以员额制法官改革为核心的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非法官成长为员额法官,绝非简单名称的转换,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科学化的过程,也即法官养成机制的形成。员额法官的作用如何发挥是检验员额法官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各地基层人民法院承担着全国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工作,是法律与民众之间矛盾表现最激烈的地方~[1],最贴近民众的也是基层法官,在此情况下,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养成机制的构建及其完善,直接关系到全国法院的司法改革及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以员额法官的定位为观察角度,结合基层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实践,对当前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养成机制的现状、存在问题及构建与完善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对法官养成机制的研究提供基层视角。     

法官非物质利益保障的价值基础与制度建构——以法官角色伦理为视角

本文从法官角色伦理分析出发,分析法官职业的本质,从法律的不确定性与法官角色伦理的博弈中引出法官的任职保障制度对于做好"法律世界中"法官的重要价值意义。文章从确保法官职业身份、树立法官职业尊荣、强化法官职业队伍三方面就法官非物质利益保障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论法官权力行使中的基本矛盾及其解决——以某个电影案例为样本的分析

法官权力符合法治语境的评价标准应当是:第一程序正当;第二基本人权保障;第三效率优先。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研究

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改革,是当前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重要课题。地方法院对该项制度的实践及其成效和问题,成为准确定位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科学评估审判权运行机制状况的注脚。以此实践层面的地方改革和理论层面的定位评估为基础,进而优化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外在环境,以最终实现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有效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之目标。     

以法官品质要素为视角谈司法公信力的提升简

司法公信力包含司法权运作和受众心理两个层面,其内容涵盖“信仰、信心、信任”三个方面.司法公信力的衡量标准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在构建司法公信力的过程中,司法权的运作主要是借助法官这一群体来实现的.法官品质的提升必须不断增强专业知识技能、致力于服务社会和自我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达到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实现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主任检察官制改革的成效论析——以去行政化管理为视角

主任检察官制改革是深化检察改革中的重要一环。现有主任检察官制改革的研究中对主任检察官的去行政化成效分析依然不充分。上位法保障、权责利关系、外部关系、岗位吸引力、考核指标科学性等因素制约了主任检察官的去行政化管理。鉴此,从总结各地试点的经验出发,针对现有研究的薄弱点,提出进一步实现主任检察官去行政化管理的基本路径,以推动检察体制改革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