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法治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美国惩治有组织犯罪法治实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所提供的经验和启示是多方面的。就完善我国立法和改进司法而言,以下三方面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提升立法观念,确立广义的有组织犯罪概念,是构筑反有组织犯罪法律体系的基石;提升对有组织犯罪特殊危害和演变规律的认识,是完善立法、推进司法的重要保障;有对称性地严密法网、严厉制裁,是惩治有组织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导向。     

论我国计算机犯罪法定刑的再完善

计算机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制定了相应的刑事法律法规以打击、制裁此类犯罪。我国 1 997年刑法中首次对计算机犯罪作了规定。本文针对计算机犯罪法定刑的配置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提出了完善计算机犯罪刑事立法的一些建议。     

两类犯罪参与体系理论比较研究——兼评我国刑法的犯罪参与体系

在各国关于共同犯罪的刑事立法中,存在着区分正犯与狭义共犯的二元参与体系和不作上述区分的统一正犯体系两大类型。统一正犯的本质并不在于是否区分不同的参与样态,而在于对统一正犯而言,不同的犯罪加功样态并无刑罚制裁资格上的重要性;二元参与体系在法律条文中,不仅就犯罪成立概念性地区别正犯与狭义共犯,亦于刑罚评价上区别二者之体系。二元参与体系的主要特点并非在于对犯罪加功类型的区分,而是其在规范上对于不同的加功样态机械地配置了轻重不同的刑罚效果。统一正犯概念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避免参与类型区分上的困难。我国刑事立法上对犯罪参与体系采用的是统一正犯概念,共犯自然不需从属于正犯成立。     

试论计算机病毒犯罪及法律对策——以蠕虫病毒类为视角

随着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的爆发,计算机病毒犯罪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利用计算机病毒技术的各种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应遏制和打击计算机病毒犯罪,构建我国计算机病毒犯罪的防范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计算机病毒犯罪的刑事制裁措施。针对我国计算机病毒犯罪问题现状,从刑事法律角度出发,提出一些遏制计算机病毒犯罪的法律对策。     

关于我国行政处分定义的思考

从分析我国行政处分的实践运用和理论研究入手．结合行政的定义，可以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行政处分定义：行政处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行政处分是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国家法律和国家行政机关内部纪律的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所实施的制裁措施。广义的行政处分是指有权做出行政处分决定的机关或事业单位对所管辖的国家工作人员依照法律和制度所实施的制裁措施。狭义的行政处分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广义的行政处分对象是所有国家公务员和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狭义的行政处分研究的许多结论，对广义的行政处分也具有借鉴和适用意义。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述评

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特点,较成年犯罪人而言,现行刑事法规对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定性、诉讼和执行制度等方面显得宽容。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仍然存在着缺陷,我们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坚持与时俱进,使之进一步完善。     

金融领域刑事立法扩张的反思

以刑法修正案为研究视角,纵览金融领域刑事立法的过程,金融领域刑事立法资源的积极投入主要表现为金融犯罪罪名的新增、原有罪状的细化和既有法定刑的调整,使金融犯罪圈呈扩大趋势。究其原因是,金融经济发展的需求、金融监管部门的推动以及刑法依赖思想的根深蒂固,使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一再扩张。然而金融刑事立法评价应属于"二次评价",在将某一行为纳入犯罪领域之前,应以该行为首先违反前置性法律为前提,实现刑事法律与非刑事法律的有效衔接,从而建立有层次的金融法律评价体系。     

我国毒品再犯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第356条在性质上是针对毒品犯罪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刑事政策,即一种法定的再犯制度.其构成条件可简单概括为犯过罪,判过刑,又犯罪.在毒品再犯和一般累犯发生竞合的情形下,应仅适用累犯的规定,不再用毒品再犯的规定再次加重处罚;在构成毒品再犯而不构成累犯的情形下,应排除累犯的适用,仅依照毒品再犯的规定从重处罚.毒品再犯制度本身可从前罪范围、刑种条件、时间条件和增加未成年人不适用等四方面进行重构,使之符合其应有的立法定位.     

论国际犯罪的特征与构成

国际犯罪是指国际法规定的以及违反国内法关于国际刑事方面规定的、对国际社会具有危害性并应受到刑事处罚或需要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予以刑事处罚的行为。他是严重危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触犯国际刑事法律法规或违反国内法关于国际刑事方面的规定;是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犯罪通常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行为。同样具有刑法学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     

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控制

有组织犯罪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有组织犯罪,仅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其具有组织性、经济性、犯罪手段和活动领域多样化、政治腐蚀性等基本特征。加强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控制,一方面要树立常态执法理念,加大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要注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要完善具体的刑事司法制度设计,包括成立专门的防控机构、赋予特殊侦查手段、完善证人保护及污点证人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     

拒绝引渡的基本问题研究

引渡是国家间在制裁国内犯罪中进行刑事合作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也是现代国际社会在制裁危害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犯罪中普遍接受的一种刑事合作形式[1] (P32 5) ,它是指一国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将当时在其境内而被该外国指控犯有某种罪行或者已被判刑的人移交给该外国以便起诉或者执行刑罚的诉讼协助活动。有的学者将引渡定义为一种法律手续,认为它是指基于条约、互惠、礼让或者国内法,一国将被指控或判定犯有违反请求国法律或违反国际刑法的犯罪的人移交给另一国(包括国际组织) ,以便使该人就请求书中指明的犯罪行为在请求国受到审判或者惩…     

对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的思考

犯罪学意义上的再次犯罪是指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种犯罪态势,它包括同一个犯罪人再次犯罪、同一类犯罪人再次犯同类犯罪和社会任一个成员在其他社会成员犯罪后实施同一种犯罪三种情形。我国目前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成员再次犯罪形势严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结构失范、功能不全,因此,我们要在完善现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理性主义思想内容的基础上,着力建立健全科学主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     

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民事权利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加入WTO,作为承诺之一,我国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就刑事保护而言,"两高"在2004年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大大降低了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标准,不啻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一剂猛药。尽管如此,我们的刑事法律却只关注打击犯罪和恢复社会秩序,而没有对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权利给予基本的关注,这无疑是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目标--保护知识产权人的权利背道而驰的。     

试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控制

有组织犯罪有广义、狭义之分。加强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司法控制,一方面要树立常态执法理念,加大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注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要完善具体的刑事司法制度设计,包括成立专门防控机构、赋予特殊侦查手段、完善证人保护及污点证人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     

我国自然资源有关的刑事立法之变迁

有关自然资源的刑事责任，是指违法自然资源相关的刑事立法的规定，造成资源的破坏，情节严重或者数量较大的行为，以及公权力的实施和自然资源有关的行为，触犯刑律构成犯罪所应承担的刑事法律责任。当前，由于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根本改变，且对传统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不断加大，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紧缺和生态安全危机，国家不得不使用最严厉的刑罚措施来制裁破坏资源的犯罪行为，这也是高风险社会要求刑罚介入自然资源犯罪的必然选择。     

社会转型与经济分析:刑事政策的理论重构

我国有关刑事政策的学说基本上属于政治语境下的刑事法律分析,这种狭义的刑事政策理论并没有全面地把社会转型期深刻的社会结构冲突作为理论背景,缺乏经济分析的范式,不能契合社会转型期犯罪现象的规律.刑事政策理论应以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为分析对象,充分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科学地建构刑事政策.     

期货犯罪法律探析

期货犯罪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是指发生在期货领域的所有犯罪 ;狭义的仅指在期货市场才刚刚出现的专业型犯罪。本文拟对狭义的期货犯罪的概念及其构成特征作一探讨。     

犯罪治理语境下刑事政策要素探析

从古典学派、实证学派到社会防卫学派,刑事政策的概念实现了从狭义到广义的变迁,也反映出刑事政策要素在特定社会情势下依据犯罪态势变化的特点。我国学者对刑事政策内涵的认识分歧,主要源于对刑事政策要素的不同理解。科学界定刑事政策,需要尊重刑事政策学的独立性,正视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重视刑事政策的实践导向。随着犯罪治理的转向,有必要对刑事政策的主体、对象、目的、手段等要素做进一步分析,以完善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建设。     

对刑事技术投入问题的思考

刑事技术的投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刑事技术投入通常是指人员经费、设备等硬件的投入;而广义的刑事技术投入包括的内容则广泛得多,不仅包括硬件方面的投入,亦包括培训、管理、建设等内容的软性投入。本文将从广义上探讨研究刑事技术投入问题。 一、对刑事技术投入问题的认识 刑事技术工作是公安机关目前各项工作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工作,是公安科技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直接服务于侦察第一线,直接作用于破案,成为刑侦工作的重要支柱。在刑侦工作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刑事技术从中担负着极为重     

论公诉环节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轻缓化向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旨在对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累犯等实行刑事立法上的“入罪化”、刑事司法上的“从重量刑”、刑事执法上的“隔离与长期监禁”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亦可状述为轻缓刑事政策，意指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实现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刑事执法上的“非机构化、非监禁化”。“非犯罪化”，指原界定为犯罪须科以刑罚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或科以刑罚。譬如在欧美国家，违警罪、性犯罪等等均已淡然退出刑法舞台，而缓刑亦渐次成为避科刑之弊害、助犯罪之人复归社会之一帖良药。而“非机构化、非监禁化”，则指广泛适用假释、社区性处遇或称社区矫正措施等情形，意在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秩序良性循环。谈及轻缓刑事政策之“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纵观寰宇，国外有辩诉交易、转向处分、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国内亦诸如相对不起诉，委托调解、撤案另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