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证人证言可信性评估的研究述评

证人证言是诉讼中运用最为广泛的证据之一,如何有效地评估证人证言可信性是法律工作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国外关于证人证言可信性评估主要围绕证人的非言语行为、证人的言语行为及证人的生理指标三个方面。本文介绍了这三方面评估的方法、原理、程序、检验,并逐一作出了评价,以期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所启示。     

国外仲裁机构裁决不等于外国仲裁裁决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69条规定没有将“国外仲裁机构裁决”与“外国仲裁裁决”概念作出明确区分,致使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作出了一些相互抵触的裁定。外国仲裁裁决应指在我国境外作出的仲裁裁决。此项裁决既包括由外国常设仲裁机构管理下由仲裁庭在我国境外作出的裁决,也应当包括临时仲裁机构(庭)在我国境外作出的裁决;外国仲裁机构裁决并不等同于外国裁决。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仲裁地点是否在我国境外。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外作出的裁决为外国仲裁裁决。如果仲裁地点在我国,则仲裁庭适用该外国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作出的裁决是我国仲裁裁决,而不是外国仲裁裁决。我国法院对该裁决享有撤销和拒绝执行的双重司法监督。我国现行立法与实践对外国仲裁机构裁决的国籍的定位不十分明确。应采用国际上普遍适用的仲裁地点决定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将《民事诉讼法》第269条中规定的“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修订为“外国仲裁裁决”。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制度--以证人不出庭情况下的“证人书面证言”可采性问题为视角

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有着丰富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务操作意义。“证人书面证言”作为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其在各法域仲裁实践中的适用不尽相同。尤其针对证人不出庭情况下书面证言的可采性问题,各法域的实践结果甚至可能截然相反。这背后体现了各法域在仲裁证据制度“法律文化”、“性质认识”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我国的仲裁证据制度也存在相关问题。虽然发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较好的实现个案的公平与效率;但是放眼未来,则需要在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上,做系统性的、规则层面的完善。     

职务犯罪案件中证言的审查判断刍议

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证人证言固其来源的特殊性，往往具有较大不稳定性，具体表现为一次陈述中对案情过程及细节描述的不稳定和多次陈述之间的不稳定，所以要认真核对供证之间每个细节，确立两者之间较为稳定的细节描述来断定证言的真伪。因此，正确理解采信证人证言，对于在诉讼活动中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以及维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     

仲裁在医疗纠纷案件处理中的作用

随着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服务需求与医疗资源相对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国令第701号)新增申请人民调解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仲裁作为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解决途径,是指由双方当事人协议将争议提交给第三方,由该第三方对争议进行评判并作出裁决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通过探讨医事仲裁的可行性...     

论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与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完善

由于仲裁以存有仲裁协议为前提，加上我国仲裁法对仲裁第三人制度未作规定，因而仲裁程序中是否存着着仲裁第三人便成为仲裁理论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本文就此作一探讨，求教于方家。     

破产案件的可仲裁性分析

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问题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直接涉及到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仲裁管辖权以及仲裁裁决的效力。而关于可仲裁事项的概念，学者们又是众说纷纭，通常认为可仲裁性是可以在各国公共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仲裁解决的争议的界限。各国立法者在决定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时，多是基于本国公共利益和政策的衡量，从而在可仲裁与不可仲裁的争议事项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一旦仲裁协议事项超越了这条界限，即视为与公共政策相抵触，仲裁协议将归于无效。     

试论仲裁程序的开始

仲裁程序开始后 ,仲裁庭 (仲裁院 )才能取得仲裁管辖权 ,亦即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排除了诉讼 ,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得以真正履行 ,仲裁权得以产生 ,其他仲裁程序得以顺利进行。     

职务犯罪案件中取得外国人证人证言的工作方法探讨

在经济开放的大环境下，国内外经济往来日益密切，职务犯罪中涉及到向外籍人员取证的情况逐步增多。本文结合反贪工作实践，探讨了取得外国人证人证言的工作方法。     

国际海事仲裁协议及仲裁员选择

仲裁员在整个仲裁程序中举足轻重,因此,指定的仲裁员是否符合仲裁条款约定且能否履行公正行事的责任就显得至关重要,而仲裁当事方也可以仲裁员不符合仲裁条款约定或未能公正行事为由向法院申请撤换仲裁员。从英国仲裁法律与实务的角度分析仲裁条款与仲裁员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选择仲裁员时应予考虑的因素,讨论仲裁员的公正与不偏私的标准,并解释在英国法下撤换仲裁员的理由。     

中国海事仲裁发展初探

伦敦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海事仲裁中心,其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以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为代表的中国海事仲裁发展现状不容乐观。海事仲裁是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元素,中国有必要发展海事仲裁。分析内外因素,提出中国海事仲裁发展的措施建议。     

论涉台海事案件直接适用国际海事公约

中国涉台海事案件类比涉外案件处理。当中国为国际海事公约缔约国时,公约在涉台海事案件中有直接适用之余地。国际海事公约的直接适用以该公约与国内法存在冲突或者国内法缺失相关规定为前提,当公约与国内法规定相一致时,则适用国内法。同时,应区分私法和公法性质的国际海事公约,私法性质的国际海事公约能够直接适用,而公法性质的国际海事公约其直接适用的范围以技术条款为限。当中国为非公约缔约国之时,因国际海事公约的效力及于非缔约国,因此通过冲突规范的指引,国际海事公约也可以适用于涉台海事案件。     

有关海事国际惯例的立法思考

从国内立法的角度厘清海事国际惯例的范围及其识别标准,主张中国海事立法应放弃对海事国际惯例作为法律渊源的认可,承认当事人可选择国际惯例调整合同,并在国内法任意性调整的领域适当尝试概括并入成文的海事国际惯例。     

论国际海事条约在中国的适用方式

国际海事条约的适用方式是指一国如何援引国际海事条约处理具体问题的方式,包括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目前,中国采用直接适用还是间接适用的方式适用国际海事条约尚无定论,必须结合国际海事条约自身的特点,分析其在中国国内适用的局限性,深入剖析中国采用直接适用方式和间接适用方式的利弊,才能够减少司法中的矛盾和混乱,弥补中国海事立法的不足,促进海事立法的完善.     

“双轨制”与海事人际法律冲突

中国海事法律“双轨制”,与差异性的身份立法密切相关,并衍生出海事人际法律冲突.从人际冲突法（人际私法）的理论视角研究“双规制”现象后认为：基于形势发展,可淡化主体身份要素差异的,以统一实体法消除海事人际法律冲突,是为“并轨”;源于政策需要,维持身份立法差异与“分轨”现状的,应完善人际私法原则、制度与规范,以解决由此产生的人际法律冲突.中资外轮沿海捎带进出口重箱,由于捎带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身份不同,也存在法律适用的“分轨制”问题,应设置人际冲突规范加以应对.     

提升海事审判软实力为建设海洋强国、实现经济腾飞保驾护航

中国海事法院审判在三十年的实践中促进中国海事海商法律不断发展完善,海事法院公正透明的司法审判不仅为中国航运物流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而且使中国逐渐成为亚太海事司法中心,赢得了全球的认同和赞誉.提出应进一步提升海事审判“软实力”,为建设海洋强国和经济腾飞保驾护航.     

证明方法自由原则在CAS兴奋剂仲裁中的适用及例外

证明方法自由原则是指与反兴奋剂违规有关的事实可以通过包括自认在内的任何可靠手段所确认。证明方法自由原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在CAS兴奋剂仲裁证明活动中的具体化,由于CAS兴奋剂仲裁庭没有类似国内法中的强制性证据规则以遵循,因此当事人可以在不违背CAS所在国瑞士强行法的前提下自由使用任何证明方法。证明方法自由原则保障了当事人使用合理证据方法维护自身权益,但由于其基础理论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因此规则对这一原则适用的束缚构成例外情况,而适用与例外构成了证明方法自由原则的面面观。而例外情况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当前我国兴奋剂纠纷仲裁制度正处于建设阶段,对证明方法自由原则的研究将有助于我国相关规则的制定,为全球反兴奋剂活动提供有益的成果。     

充分发挥海事司法职能作用 推动海商法律体系完善发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颁布实施20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颁布实施20年以来,其确立的船舶优先权、船舶留置权、海难救助、共同海损等规则和制度,为中国航运业、外贸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年轻的海事审判提供了重要的司法依据。中国的海商法律体系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来自于实践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海商法律体系和海事司法实践只有自身不断地完善发展,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     

中国船厂处理造船合同争议之对策

对合约法的生疏以及在合约履行方面的漏洞,导致中国船厂在因造船合同争议提起的伦敦仲裁中几乎无一胜诉。为扭转此种不利局面,在介绍造船合同仲裁案件的代表性争议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船厂处理造船合同争议时应区分不同事由,分别采取对策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