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听问题立法研究

监听作为一种侦查制度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尖锐的冲突。各国的监听立法及实践证明 ,监听手段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可以通过对监听明确立法予以缓和消解。因此借鉴国外监听立法及实践经验 ,对监听进行立法 ,改变我国现行监听模式 ,使之运转有序 ,确保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受无端侵犯是完全必要的。     

论刑事诉讼中的“监听”

本文在厘清了监听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之后,认为应将监听界定为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性措施。监听虽然存在与保障人权原则的碰撞,但监听与保障人权之间并非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权衡利弊,监听仍有其存在于刑事诉讼中的独特价值。文章最后从比较法的角度,并基于我国司法实践提出了我国监听立法的粗略构想。     

论刑事诉讼中私人获取的证据——兼对证据合法性的批评

我国刑事诉讼中私人无权获取证据的做法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理论上,我国应赋予私人获取证据的权利;对私人不正当获取的证据,以权利保障为政策依据,基于私人取证与国家工作人员取证的区别,更应放宽证据能力的限制。制度设置上,实现取证主体的泛化;当证据为辩护证据时,一律容许,当证据为控诉证据时,在少数情况下予以排除;同时,毒树之果可食。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证据开示已成为刑事诉讼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本文在概述证据开示制度基础之上,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有关证据开示制度的状况,结合司法实践,提出了构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初步设想.     

刑事诉讼中的超期羁押问题研究

超期羁押是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一种较为常见的违法问题,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侵害,并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必须加以解决。     

美国国家安全局违法监听公民私人通讯

美国《纽约时报》消息称，美国政府官员近日在采访中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近月来拦截和监听美国公民私人电子邮件和电话的行为已经超越美国国会去年设下的限制范围。     

刑事诉讼中撤回公诉问题研究

撤诉权是公诉权不可分割的一项内容,现行司法解释中关于撤回公诉的规定有其自身的法理基础和现实必要性。但基于刑事诉讼发展变化的特定规律和检察人员认知水平的限制,公诉权在行使和运行过程中客观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已严重影响到公诉的准确性、权威性和严肃性,涉及到公诉的变更、追加和撤回等问题。因此,应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撤回公诉权,健全工作机制,完善相关立法,解决突出问题,防止权力滥用。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的对策研究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法定证据之一,它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证据。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是长期困扰审判工作和公诉工作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从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现状的分析,指出这一现状的存在对刑事诉讼的影响和危害,从立法层面、证人自身原因等方面剖析根源,指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制度,在立法上,证人心理意识上、执法上存在缺陷,同时,从建立证人保护保护制度、财产救济以及证人不履行义务的惩罚等方面进行探讨,提出对策。以期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尽快完善中国的证人权利、保障制度,以促进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刑事诉讼中私人不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研究

私人不法取证是私人以非法侵犯被取证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证据的行为。私人不法取证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但与公权机关非法取证存在诸多不同。关于私人不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不应排除说、法秩序一元说、权衡理论等诸家学说中，权衡理论更具有合理性。针对我国当前立法对私人不法取证问题规定的空白，应根据权衡理论对私人不法取证进行分类排除。     

浅析刑事诉讼中的证据问题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证据理论的建立与完善是十分必要的。如何结合我国的实际不断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证据问题,要从立法角度、理论研究角度和司法实践中汲取精华,从而使刑事诉讼的价值和程序更加完善。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构

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构,是正确理解、认识、评判和运用鉴定意见的需要,也是刑事诉讼活动的性质的根本要求。应当准确把握专家辅助人的法律属性、合理界定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资格、适当扩展专家辅助人帮助的主体范围、有效确定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的时间和依法确立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活动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以充分保障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功用的发挥。     

"犯罪治理"作为刑事诉讼目的的若干思考

学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现行立法对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皆持“二元论”的立场,即一方面为惩罚犯罪,一方面为保障人权,并没有把“犯罪治理”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目标。从刑事政策的视角来看,这样的程序设计并不妥当。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应该考虑赋予诉讼程序在治理犯罪方面的制度功能。     

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分析与制度构建

刑事公益诉讼是不同于刑事公诉、自诉的一种独立的诉讼形式,在诉讼目的、提起主体、提起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在制度层面能够更新刑事诉讼民主理念、充实刑事诉讼法社会本位理念,在制度层面能够创生新的刑事诉讼起诉方式、创设监督国家公诉机关的新途径.从受案范围、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方式、条件、管辖与审理程序、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激约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问题.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呈上升趋势的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失控的表现之一,已成为东西方国家目前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有利于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对贯彻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挽救、教育和改造方针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司法诚信的评价维度——以刑事诉讼为视角的讨论

本文以刑事诉讼为视角,提出判断现今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诚信状况的关键在于评价维度的确立,并从合法性、公正性、合理性、廉洁性和勤勉性五个方面论证了司法诚信的评价维度。     

法理视野中的刑事诉讼效率和期间:及时性原则研究

公正和效率是现代司法的两大价值目标。司法效率的实现有赖于刑事诉讼法对诉讼期间的科学规范和司法实践对法定期间的严格遵守。为此 ,及时性原则已成为各国指导诉讼效率和期间的基本准则 ,它要求控制诉讼时间、提升诉讼节奏、简化诉讼程序。我国的刑事诉讼在诸多方面贯彻了及时性原则的精神 ,但也存在着检察院单方面决定延长羁押期限、对集中审理缺乏规定、简易审判程序类型单一和功能受限等问题 ,有待完善。     

论侦查的诉讼特性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之间平等对抗、法官享有司法审查权等“诉讼”特性。两大法系国家虽因诉讼观念的不同而在侦查的诉讼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但二互相融合相吸收的趋势却日益明显，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量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其侦查的诉讼化程度越来越高。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实践，以有限的诉讼化为目标重建我国侦查制度。具体思路是；适当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侦查权和针对侦查机关行为的较为全面的防御权，赋予法官以司法审查权。     

诉讼社会视野下中国刑事司法模式的现代转型

如何以有限的司法资源应对日益增多的犯罪,这是诉讼社会视野下国人必须直面思考的重大课题。处理不当,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司法信任危机,而且也会带来更高的犯罪浪潮。因为在诉讼社会之下,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加剧,原有司法模式的弊端日益显著。因此,强化案件分类、实行多元模式,重视社会资本、重塑司法权威,改进司法模式、实行集中审理,应该成为诉讼社会视野下刑事司法模式现代转型的基本思路。     

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

科学技术本身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价值属性。科学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的积极价值,但是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和案件事实的准确查明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为了在刑事诉讼中实现科学技术价值的最大化,有必要从研究方法的转型、观念的转变和制度的完善三个方面努力。     

我国刑事法官庭审指挥权之探讨

近年来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一直强调弱化法官在庭审中的职权,而主张学习英美当事人主义模式下法官的消极克制。但是,弱化法官职权并让法官消极克制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法官在庭审中的能动性。为实现审判之目的,保障庭审公正、高效和有序,必须赋予法官庭审指挥权。庭审指挥权包括诉讼许可和禁止权、程序异议裁决权、庭审引导权和告知权、证据调查指挥权、诉讼进程控制权和庭审秩序维持权。在我国,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庭审指挥权体系以及控辩双方权利救济机制,促进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化和检察官地位的当事人化,并通过转变司法观念和提高法官素质保障庭审指挥权的正当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