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问题的新思考--以《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为依据

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可能会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法律地位较高的国际条约与法律地位较低的国内法相冲突,我们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予以解决;第二种是法律地位相同的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相冲突,我们适用有条件的条约优先原则、解释一致原则、修改国内法和修改国际条约这4种方法予以解决;第三种是法律地位较低的国际条约与法律地位较高的国内法相冲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第7条的规定排除了这种冲突出现的可能性.     

论国际条约在国内法院的自动执行

本文回顾了传统国际法关于国内法接受条约规定的理论和实践模式,认为无论是将条约规定转化为国内法,还是将条约规定纳入国内法都仅仅解决了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有效地位的问题,未解决国际条约在国内法院能否援用的问题。条约是否能在国内法院予以援用涉及到将条约认定为自动执行或非自动执行两种类型的区分方法。这种区分模式滥觞于美国,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其他一些国家也深受此种区分模式的影响。但是,美国的判例法并未真正确立自动执行条约和非自动执行条约的区分标准,其他国家对该问题的讨论也都未有统一的认定。本质上而言,条约的自动执行和非自动执行的区分属于各国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但一般来说宜考虑下列因素:缔约目的、条文内容和个人诉权。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未能在宪法中确立条约的有效地位,这是解决条约在中国适用困境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法院才有可能考虑自动执行条约和非自动执行条约的区分标准。     

论国际条约与我国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各国实践看，都承认国际条约对本国具有拘束力，可以构成本国法律的一部分。我国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实践分析认为，国际条约与我国国内法具有同等效力，国际条约可以在我国国内法中直接生效，国际条约优先适用是处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时的重要原则。     

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法上的地位及与国内法冲突的预防和解决

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是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废除的条约和重要协定与国内一般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低于根本大法———《宪法》和基本法律 ;由国务院核准的条约和协定 ,其法律效力与国内行政法规等同 ;而无须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国务院核准的协定 ,其法律效力与国内规章等同。这样明确国际条约在我国国内法中的效力等级有利于我国积极主动地捍卫国家利益 ,亦符合国际实践的习惯作法。我国制定国内法 ,同时参与制定国际条约 ,首先应避免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的出现。如果同位的国际条约与国内法潜在着冲突或已经发生冲突 ,我国应坚持解释一致原则和条约优先原则去解决冲突。     

论条约的适用

在国内如何适用国际条约属一国国内事务,当今条约关系愈益复杂,我国应视其不同而相应采取纳入和转化这两种方式,但应更多地采用转化方式适用条约;条约的地位因其类别不同,并不必然优于国内法。     

美国《联邦宪法》体制中的“条约”理念

条约作为美国实现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在国际法和美国的国内法中有不同的含义。特别是美国《联邦宪法》中的条约制度安排,使美国条约法深受宪法制度的影响,并造成了美国宪法体制下的条约与行政协定的特殊关系与定位。美国虽然不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成员方。但在国际习惯法方面仍然要遵从于该公约。美国的条约缔结机制从本质上反映了国会和总统之间在国际协定缔结机制中的斗争与妥协。     

试论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若干问题

对与国际贸易有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确保世贸组织规则在各成员方有效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结合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阐述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应如何适用国际条约、WTO规则等法律问题。     

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几个问题

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系统论述了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的概念与特征，探讨了其一般发展规律。文章指出当代国际法的发展和变化主要反映在国际法调整的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国际法内容的更新与丰富以及国际法的系统化和法典化等几个方面，特别是国际条约已成为当代国际法的最主要渊源。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法律与实际，就条约的缔结程序，条约的遵守与适用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论统一实体国际条约不宜作为准据法

目前,统一实体国际条约可以成为涉外民事关系准据法的观点在国际私法学界盛行,但统一实体国际条约并不满足准据法的两大构成要件,它的适用既无须冲突规范的指引,也不能无须缔约国的转化或纳入行为而直接赋予涉外民事主体以权利和义务。统一实体国际条约在仲裁实践中的适用只是作为裁决所需的实体规则,不能作为构成准据法的证据。诸如《销售合同公约》之类的统一实体国际条约的适用具有自身的条件和步骤,不宜作为准据法。     

论WT0协议与国内法的关系

WTO组织的核心是WTO协议 ,WTO协议属于广义的国际条约。有关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然而 ,这仅在理论上存有争议 ,而且各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WTO协议在我国国内适用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但应以直接适用为主、其他方式适用为辅。     

试析第三人利益合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人利益合同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多方面的效力,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承认。但我国至今却未有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一般性规定,这不符合现代合同法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外国立法经验,构建第三人利益合同法律制度。     

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改革

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实行统一登记,而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改革以及改革期间的过渡尚待明确.未来的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不论为行政还是司法性质的机构,都应定位为中立的专门机构.在专门机构成立之前,应设计一个合理的不动产登记过渡方案,实现由多头登记到统一登记的改革.     

再论中国竞争法立法例之选择

世界各国的竞争法已形成三种立法例,以美国为代表的松散立法例不适合中国,以德日为代表的分立式立法也已失去选择的价值。中国应该选择一元化立法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法》,实行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的统一,实现实体规范与程序规则的统一,实现传统竞争规则与转型社会的有机结合。     

论保证责任约定期间的法律规制

保证责任期间可以约定,但是否应有明确的、最长期限的限制,这不仅应考虑保证人与债权人间的公平问题,更要结合保证责任期间的性质、当事人合同自由的实现程度、制度推理的现实性基础等因素来考虑。结论是对约定保证期间应尽量保证合同自由,取消来自强行法的限制。     

论统一公法学视野下受害人之公法救济——由一起案件引发的思考

当下行政救济制度与刑事救济制度在衔接上存在诸多问题，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呈现出基础理论缺乏、救济路径不全面以及救济程度不充分等局限。统一公法学对受害人权利公法救济的路径能够起着理论上的整合升华作用，增加公法救济路径的完整性并增强救济路径的互动性。     

在我国宪法中恢复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之我见

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曾在我国1954年宪法中予以规定过,但由于种种原因,后来的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却取消了这一规定。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和加入 WTO,在宪法中尽快恢复我国公民的这一权利已显得十分必要。     

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体制的思考--上海行政执法模式的调研

上海正在逐步建立“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的行政执法网络 ,但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上海地方行政执法模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 :转变行政执法职能 ,调整行政执法的权力分配 ,建立专业化的执法队伍 ,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等。     

论中国近代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法律转型,都离不开法律精英的发起和推动。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精英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论证专制权力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自身也因此变成专制权力的附着物,成为“人治”社会的牺牲品。近代法律精英的产生及其法治理想的形成是在清末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之后,法律精英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着手在中华本土绘制法治蓝图,追求法治理想:尝试制定良法,构建近代法律体系; 创制根本大法,追求宪政精神;收回治外法权,捍卫司法主权;争取司法独立,倡导司法公正;强调依法而治, 注重保障人权。由于受现实政治、社会及自身条件的制约,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注定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实际效应并不明显,政权更迭之际,自身也面临复杂的人生抉择。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精英大多退到历史的后台,没有机会展示法治理想和抱负。直到数十年后,随着新一代法律精英的诞生,法律文化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法律精英要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独立,恪守法律至上,胸怀法治理想,为整个法治社会贡献才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我国法律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的冲突与解决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国际社会在开展反腐败合作方面构架了一座桥梁。我国作为《公约》的签约国之一,一方面应履行《公约》所赋予的义务,同时更应该充分利用《公约》为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服务。它要求我们加强对《公约》的研究。本文从我国法律、特别是我国刑法与《公约》在可引渡之罪方面所存在的冲突进行探究,揭示我国刑法存在的差距与问题,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期更好地利用《公约》为我服务。     

民法观念与经济法观念之考察--以两种法观念的差异以及与本土资源的关系为中心

在现代各国的民法与经济法的规则中 ,往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法观念 ,这些差异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公平观、利益观、自由观、效益观和秩序观。本土资源中的民法观念较为匮乏 ,但在现阶段正面临加强的契机 ;本土资源中的经济法观念较为充盈 ,并面临着更加深入的可能。面对民法观念与经济法观念的上述差异 ,立法上应注意在中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尽量做到“观念加压 ,内容减负”,而在制定相应的经济法规则时 ,则应尽量做到“观念减负 ,立法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