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信访治理的法治化探究

信访作为一种本土制度和地方性知识,是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近年来,非正常上访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及基层政权的效能。基层信访治理是一种权力运作技术的体现,然而在维稳压力下基层信访治理策略运行并不顺畅。但基层信访治理的困境并非仅仅源于基层,而是当前诸多因素纵横交错的结果。加强信访法治保障,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树立司法的终局裁判权威,完善信访终结机制,将信访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是基层信访治理走出困境的建设性出路。     

网络休闲异化矫正机制与路径选择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迅猛发展,手机、电脑等上网终端设备引发了传统休闲方式的变革。网络休闲成为传统休闲活动的在线形式,丰富了休闲产品,革新了休闲方式,提升了休闲体验和效率。与此同时,网络休闲泛娱乐化、消费畸形化、盲目化、虚无化、成瘾化等异化现象,背离了休闲的本来目的和意义,弱化了休闲主体的主体意识,甚至引发道德失范并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对网络休闲异化的矫正要从认知纠偏、外在制约、行为引导和配套保障四个方面构建机制,在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层面共同发力,使网络休闲回归其价值本位。     

信访法治化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法治化是我国信访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信访表达渠道的高层级化、表现形式的非理性化、解决机制的非终结化、解决形式的“批条”化，表明我国信访法治化的进程尚处于立法虚置化的困境之中，而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公民对信访的依赖情结、信访权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现有的信访考核机制所致。要摆脱我国目前信访法治化面临的困境，必须在法治框架内建立畅通的信访渠道、科学的信访分类管理制度、有效的信访终结制度，最终还必须依赖于权力和权利的依法行使。     

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基础与模式构建

国家治理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中国在当前转型的大背景下,亟待解决治理的本土化和实践化难题。应当深入剖析现有治理理论的内涵、外延及特征,克服治理理论的局限,立足于国家、社会、个人三维治理主体,分别解析三个主体的特有属性,按照各自的特定规律分门别类地构建不同的治理模式与治理路径,最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位一体的法治治理体系。     

社区矫正法治化:转型与升级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和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同步推进,实现法治化的转型与升级。社区矫正工作理念要从法制治理向法治治理升级;对服刑人员属性的价值判断从一元化到多元化升级;对社区矫正的行刑属性认知上,由空间物理强制转向行刑仪式化,由标签化的外在表现向人性化的内在展示转型与升级;对服刑人员的社会评价功能由肉体控制和精神惩戒向健全人和健康人转型与升级;社区矫正的实践要从依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转向社区矫正法治化的实践。树立法治目标,崇尚法治理念,重构法治精神,追求法治愿景是社区矫正法治化的标志和文化符号。     

新时期人民信访制度的异化与回应

人民信访制度是一项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制度。新时期,人民信访制度的异化表现为信访活动中信访主体的异化,包括上访者、接访者与信访关系的异化;还表现为信访活动中权责关系的异化。究其原因,国家对社会的异化是人民信访制度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其发生异化的重要原因,并且社会制度的不健全也为其营造了空间。在面对人民信访种种异化现象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信访制度建立本身就是一种异化,而且在历史长河中,异化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正常现象,采取有效对策克服异化本身就是对异化最好的回应。     

法律执行异化的预防与矫正

法律执行是法律由条文转化为现实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很多促使法律执行发生异化的因素。为了保证法律执行的质量，应当在明确异化原因基础上，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入手，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执法水平，预防和矫正法律执行的异化。     

高校法治化与司法机制

高校是经法律、法规授权的一类特殊的行政主体,肩负着教育和管理的双重职能.其中,高校的教育行政管理职能在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高校的管理权威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引发的诉讼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一个主要的因素在于目前高校内部的规章制度与立法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在规章制度的实施与执行方面也与司法程序存在一定的差异,最终导致纠纷的产生.高校法治化建设应与外部司法环境协调,这是高校法治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社区矫正实施主体机制的二元建构——以社区矫正法治化建设为基点

《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规定了社区矫正中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二元实施主体,这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基础之一。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存在政府权力过大、赋权落地效果不佳等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只是将社会力量作为“工具性组织角色”而“选择性赋权”,致使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作融合出现了“有形无神”“形神分离”的现象。因此,需要建构政府与社会力量在教育帮扶工作中均衡、对等和融合的共商协作机制,将社区矫正工作重心由监督管理的“技术控制”转向具有人文特质的矫正教育,并将社会力量的赋权实质化,使教育帮扶真正在平衡、平等和运行有效的共商协作机制下运行。     

涉诉信访法治化:类型、规范与程序

我国现有的涉诉信访制度未能准确定位信访救济与司法救济的关系,将两种性质相异甚至是相斥的救济进行拉郎配,严重冲击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与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均明确提出要把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涉诉信访的法治化需要信访制度、司法制度以及其他配套制度的深层次、互动式改革。具体进路有:一是有效梳理涉诉信访的类型,实现诉访分离;二是以信访制度的整体规范化为背景,转变信访的功能并限缩信访救济的范围;三是在具体程序设计上,凸显信访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区隔与衔接程序,实现信访的去司法化与司法的去信访化。     

法治化进程中的信访制度改革路径探析

传统的信访与＂政府推进型＂法治发生耦合,成为过渡时期法治化实施的重要策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化程度的加深,信访渐显弊端,从而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信访陷入困境。信访的困境折射出＂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内在悖论,而＂政府推进型＂法治悖论的消解可以为信访困境的突破提供指导,从而实现对信访的改革与重构...     

新时代信访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当前我国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背景下信访法治化的必要性日渐凸显。然而在信访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着信访法定路径地位不清、信访行政与司法性质混合、信访受理事项界限不明、信访内部程序规范性不足等问题,这些都阻碍了信访制度的良性发展。为此,需要明确信访的法定地位与基本原则,建立诉访分离的受理机制以及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信访调解机制,并通过完善信访内部的处理程序来解决新时代信访法治化问题。     

法治化进程中的信访制度改革路径探析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公民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发挥了沟通国家与公民相互关系的桥梁与纽带的重要作用。信访制度在众多的矛盾和过多的期望面前，显现出对问题解决的不尽如人意，信访制度的改革显然已经成为目前国家和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的信访制度改革可遵循如下方案：转变信访职能；整合信访资源；积极推进司法独立，将司法救济作为权利救济的最终手段。     

论循证矫正效果评价机制的构建

评估/评价问题始终是现当代监狱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没有对于矫正对象在刑事干预前后的准确评估/评价,我们根本不可能获得"何为有效"的重要信息。在现代统计科学、信息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罪犯评估问题、社区矫正对象以及其他矫正对象的评估/评价一直是确保相关实务工作科学高效运作的基础。在循证矫正的构建和推行中,有必要明确评估/评价理论和机制的地位作用,以达到对矫正干预措施和矫正机制运作状况的充分了解,从而在符合"评估相关过程与业务"的原则下有序开展矫正实践工作。     

新媒体视域下涉诉信访的异化与重生

新媒体传播平台的特殊性及表达手段的新颖性,使得涉诉信访原本承载的司法监督、权利救济、社会维稳等功能并未随之放大,反而滋生出一系列问题。在明晰涉诉信访功能异化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唯有建立信访人的心理研判机制和疏导机制,加强对恶意信访的防范及网络舆情的监测、评估,健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对接机制,涉诉信访的功能价值方可实现归复。     

信访机制与农村纠纷解决

总体上来说,农村可能存在三种纠纷解决方式,一种是司法救济;一种是调解;另一种就是信访。与司法和调解相比,信访具有一些司法和调解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信访亦有其自己的法律规范、运作程序,其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信访反而成为农民采用较多的纠纷解决方式。研究基层信访与农村纠纷解决的关系不仅具有学术意义,现实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     

宗教事务治理的法治化进路

提高国家治理现代与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都要求改变现有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创新,宗教事务治理在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与治理过程方面需要获得法律制度的支持。在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多样化治理方式、治理程序以及治理机制等方面,宗教事务治理具有强烈的法治需求。作为回应,宗教事务治理在多元治理主体结构法定化、多样化治理方式规范化、治理法治程序制度塑造、动态化法律治理机制构建等方面,法治的建构作用无可替代。     

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提高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市域是国家各级区域的中级枢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具体实施,相比县(区)域、乡(镇)域,市域层面拥有更多和更全面的各种资源、人才,具...     

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回顾与展望

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是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任务的主动回应,是加强和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促进乡村法治发展的现实需要。通过对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学术史回顾,分析学者们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三个方面,即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运作的体制机制,以及多学科、多维度逻辑推演。     

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法治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随着经济发展，企业转制，民营企业已经占有半壁河山。民营企业中的劳动关系是否协调，极大影响了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稳定，当前在社会一些不和谐因素当中，尤其以民营企业劳资冲突与劳资矛盾是目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比较突出的因素。因此，构建和谐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市场经济下劳资矛盾与劳资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对劳资矛盾与劳资冲突的正确处理与解决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依法保障劳动者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