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核心是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注重宪法和法律实施是当代法治基本内涵的普遍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是法治建设战略转移的客观要求。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实施面临着立法粗放与执行不力的困扰、经济状况与社会转型的制约、体制不顺与机制不全的束缚、法治传统与法治精神的缺失。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应加强和改进宪法实施,保障和落实公民权利,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营造和改善法治环境。     

良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核心

作者认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良性宪法则是依宪治国的基础。行文中作者提出了衡定良性宪法的标准：价值中立、权力制约、结构合理、程序正当。最后作者根据良性宪法的上述标准,具体讨论了中国宪法良性化的途径和方式,     

实现宪政目标下的中国行政法治

世纪之交逐渐兴起的宪政风云值得每一个宪法学人认真对待。宪政目标要求行政法治的发展应当以保障公民权利实现为根本 ,以完善行政权力控制为重点 ,以增进社会公平为目标 ,以社会自治与自由促进为基础。中国行政法治与宪政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 ,中国行政法治应采取一种后发的综合的行政法治模式 ,并以宪政目标为指引有重点地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1)以发展完善行政救济制度为核心实现行政法治 ;(2 )以规范审查抽象行政行为为保障实现行政法治 ;(3 )以建立健全行政程序制度为重点实现行政法治 ;(4 )以理性监控行政自由裁量权力为特征实现行政法治 ;(5 )以寻求指导行政相对人参与合作为手段实现行政法治 ;(6)以普遍推行行政公开制度为前提实现行政法治 ;(7)以确立普及政府守法观念为条件实现行政法治。     

宪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揭示了“依法治国”的内涵,强调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说到底,就是要依照宪法实行社会主义法治。而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要求,就要制定出体现广大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法律,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各方面都有法可依。建立完善的社…     

宪法：从政治法到治政法

将宪法称为政治法,虽然由来久、流传广,但弊病多、危害深,不宜继续提倡。政治事务虽然由宪法集中规范,但宪法不只是规范政治事务。单纯从宪法与政治的关系上讲,宪法不是政治统治法、被政治控制之法,而是控制政治之法、治理政权之法。人民是政治与治政的主体,宪法是人民治政的依据与准则。将宪法作为治政法,体现了民主与民治的要求,有利于增强宪法的法律属性与价值理性,有利于实现宪治、实现民主、实现自由。     

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是法治发展到现代以后产生的一种历史形态。它除了法治所具有的共性之外,还有着自己的定性特征,两者并不完全等同。     

现代世界各国的“法治入宪”:一个全球性的法治化浪潮

近70年来,世界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各国的法治化发展,法治入宪成为其主要的制度象征。根据分析性的立场,法治入宪的判断应当以各国的宪法文本为准。据此,可以发现,世界各国近70年的法治入宪,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演生出三波浪潮。每一波法治入宪浪潮,都具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而且一波高过一波,从而在最近20多年内到达波峰。这一经历三波发展的全球性法治入宪浪潮,有其复杂的原因,需要建立一个分析框架。     

新行政法与依宪行政

"新行政法"作为一种初步系统化的行政法学术意识,主要基于对传统行政法模式的反思而产生。这一学术进路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制度功能主义的论证,缺乏规范层面的解释与架构。"新行政法"的规范性诉求,在宪法学看来就是"依宪行政",即建构一种基于宪政民主的行政程序法体系,重塑宪法性的"政府—公民"关系框架。"依宪行政"是"新行政法"规范建构的合理方向,其容纳了传统的行政法治理论和新兴的行政民主理论,有利于在一种更加宽厚的宪法框架内拓展行政法治模式,探索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     

立法“根据宪法”无可非议——评“全国人大立法不宜根据宪法说”

梁慧星先生的《不宜》一文认定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立法抵触和违背人大制度的论点没有根据。《不宜》立论的逻辑前提不能成立,对西方国家依据宪法立法的原因的理解有误,对中国制宪过程的阐释有违史实、不合宪理。人大制度不是依任何法律产生的论断违背历史真实。全国人大行使的立法权源于宪法,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修宪但不可违宪。《不宜》理论上陷入了严重自相矛盾的状态。主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不受宪法限制”反映的是国家主义、绝对权力的落伍观念。如果此说付诸实践,不仅将毁灭宪法、毁坏法制的基础,也将剥夺市民社会存在的空间,造成否定私法自治和严重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法律后果。目前情况下在基本的法律中规定“根据宪法”的内容是必要而正确的举措。     

法治原则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嬗变

法治原则作为世界多数国家宪法所普遍贯穿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历部宪法文本中经历了由法制到法治的发展演变。现行宪法对法治原则的规定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而法治原则在宪法文本中的价值可区分为宪法文本内和宪法文本外两个层面：在宪法文本内,法治原则是协调统一宪法规则的标尺和确立宪法权威的依据;在宪法文本外,法治原则要求规范和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的实现。     

英国宪法中的议会主权与法律主治思想探析

“议会主权”被认为是产生英国宪法的第一条大义。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英国行政力量的加强和欧盟法体系的加入，“议会主权”受到了来自国内行政集权和欧盟法效力的限制和冲击。尽管如此，它依然保留了其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法律主治”是以“议会主权”为前提的，其作为“英吉利制度的要素”和英国宪法产生的第二条大义，与“议会主权”共同构成了英国宪法的重要原则。     

依法治国与金融法改革

进人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稳步推进,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长足进步。我国正处於社会转型阶段。面临转型期的复杂经济形势,必须牢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推进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当中尤其要不断建立健全完善、成熟的现代金融体系和配套的法律规律体系,并紧跟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发展做出适时调整。     

三论依法治国必须确立宪法的权威

我在１９９７年曾经写了《依法治国必须确立宪法的权威》和《再论依法治国必须确立宪法的权威》两文 ①。忽忽四年过去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其间１９９９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２００１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再次肯定“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振奋人心的大好形势下 ,我愿继续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一、宪法修正案与宪法权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再说“《宪法修正案》修正了什么”——“法治”、“人权”入宪之断想

1999、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法治"与"人权"载入宪法。这不仅是对"法治"与"人权"的确认,而且标明了建构中国现代法治秩序的价值准则与基本方向。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宪制与法律制度的逻辑问题。依据这样的逻辑,《宪法修正案》的根本涵义,就是要求对宪制与法律制度进行"修正",以实现和巩固"法治"与"人权"。     

The Rule of Law and Equality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defends a novel and distinctively egalitarian conception of the rule of law. Official behavior is to be governed by preexisting, public rules that do not draw irrelevant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subjects of law. If these demands are satisfied, a state achieves vertical equality between officials and ordinary people and horizontal legal equality among ordinary people.     

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新发展

依法执政是现代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经济活动方式的变迁而改进。依法执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要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就必须强化党的依法执政意识,学会用宪法思维执政;要求党的执政活动本身制度化、法律化;要求党在依法执政的实践中逐步强化执政责任制度。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依法执政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治国方略开始逐步纳入宪政轨道。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执政党依法执政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新发展格局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

在我国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谋划,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推动。其中,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发展促进法",对"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及其赖以存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审视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有助于揭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发展型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具体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以说明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应的"发展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兼顾的"安全与发展"价值,从而不断推进发展导向型的良法善治,这尤其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法治的完善,丰富法治理论和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新兴的"发展法学"的构建。     

新法家的“国家主义”形式法治观批判

兴起于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秋的新法家,在复兴先秦法家学说的同时注重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与转化,力倡“国家主义”的“新法治主义”并以之为救时济世的有效手段;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则被某些学者视为“法家第三期”法治思想的展开.基于新法家思潮对法治建设的可能影响,有必要对其工具主义理性和形式主义法治观予以批判性反思,以重塑“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法治的内在目的与外在目标的合理关系,为“法治中国”蓝图的顺利实现提供理论支持.     

生态法治元论

迈向生态文明不仅是政策的主观选择,更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人与生境的现实紧张表现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空间性、时间性、主体间性、行为间性四个维度呈现出相互交织的矛盾样态。调整复杂的矛盾关系、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法治的因应变迁。生态法治相较于人本法治的质性迈进突出反映在作为法治基本范式的"权利"在内涵方面的拓展和外延方面的丰富。生态法治因之呈现出统筹性、前瞻性与科学性三个典型特性。在规约建构方面,生态法治要求完备性立法和多层次建制。在运行实施中,必须强力施治,反哺法律权威;创新机制,诱致自我实施,并通过伦理文化的辅助导正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