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视野下私人调解的程序和效力——以美国JAMS公司为例

美国调解制度兴起、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以及其被广泛运用到纠纷解决的各个环节和领域的程度令人称叹.无论庭内的案件管理程序,还是庭外的私人调解机构,都充分展现出了美国调解制度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强大作用.对美国最大的私人调解公司-JAMS公司的性质及其调解方式、调解程序和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方面的考察和分析,可以使我们获得对中国民间调解制度如何发展的某种启发,比如建立退休法官调解制度;发展民间调解,建立私人调解制度;赋予民同调解协议效力,保障调解协议的实施等.     

人民调解的现在和未来——现代城市社会结构中人民调解之功能调适

一、中国传统民间调解的过去(一)民间调解在传统中国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是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反映,即在礼治秩序下乡土社会以内生性的社会模式来解决冲突和纠纷,①尽量避免诉诸官府。在此基础上,大量的社会纠纷通过民间调解的方式得到解决。到了革命根据地时期,民间调解依然是一项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社区调解的权威性基础

社区调解的现有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优秀的民间调解机构过分依赖个人能力,不具有推广性;其二,社区调解地区发展不平衡,存在社区调解能力缺乏的地域.针对这些问题,须探寻扩展社区调解机制的影响力并能使之真正具有功效的方式.社区调解的可接受性塑造,主要依托信任机制的建立.探寻信任基础,即社区调解机构自身的权威性,本文从纵横两个方面入手,纵向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民间调解的权威来源;横向分析全国各地的现有成功的调解工作室的经验和利弊,探究现代调解的威权性来源.因此,需要建立法理型权威模式.调解中的权利保护的本质即是保护程序正义,保证在调解工作的完整实现.社区调解的权威性基础即是保证调解的程序正义,以达成可信性和可取性两个要求.     

人民调解与传统民间调解的关系探析

虽然传统民间调解与人民调解都是运用调解的手段来解决民间纠纷,但是对这两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论界却有着不同的观点。通过对这两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分析之后,本文认为,一方面,中华帝国统治制度的运作、小农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结构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力决定了人民调解对民间调解的历史继承性;另一方面,人民调解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独特法律制度,有其特有的逻辑性,它既不同于西方调解制度也没有完全继承中国帝制社会遗留下来的民间调解的传统。     

资讯＆数据

日前，最高立法机关审议通过了《人民调解法》，使这项具有中国特色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步人法制化轨道。法律共6章35条，在总结中国民间调解经验的基础上，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人民调解的性质、任务和原则，调解组织形式和调解员选任，调解的程序、效力等问题作出规定。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如何发挥民间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引起各方关注。     

民间调解司法指导问题研究

民间调解作为基层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由于不被重视和司法指导不恰当等原因,其作用逐步弱化.为了充分发挥民间调解的积极作用,人民法院应当从规章制度设立、人员培训、法律宣传等方面加强对人民调解的司法指导,实现司法与民间调解的互动.     

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以当代彝区的法律实践为例

调解除了包括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外,尚有未纳入正式制度的民间调解和大调解。在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大调解即吸纳了民间调解为有机组成部分。在四川凉山彝区,＂德古＂领导下的民间调解将习惯法与国家法结合起来,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持了社会稳定,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容易导致正式制度和司法程序被表面化、边缘化。我国应建立规范的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动民间纠纷解决活动＂自下而上＂的变革。     

“大调解”视野下完善非诉讼调解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

一、将调解引入非诉讼法律援助的背景探究 （一）中国的调解传统 在儒家“无讼”观念及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民间调解的历史传统。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已经被实践了数千年。经过研究和实践，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调解工作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     

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和体系

调解,是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第三者的主持下,依照法律和政策,互相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一)调解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调解又称“劝释”、“和解”、“休和”,名目虽然不同,但都是用教化的方法,使双方当事人互相让步,达到消除争端、息讼和好的目的。调解的形式有官府调解与民间调解之分。官府调解是朝廷的地方官吏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间纠纷,是一种诉讼调解。民间     

我国民间调解制度存在合理性之证成分析

我国的民间调解源远流长,自古就有,到了现代发展成为人民调解制度,中国古代的民间调解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文化基础是儒家文化,政治基础是封建宗法制,现代人民调解建立的时代沃土是商品经济基础,其文化基础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其政治基础是解决新时期存在的不同性质的矛盾。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从商标权财产化角度论商标专用权人资格等相关问题

一、前言 商标权的性质本来就带有浓厚的财产性,但在历史上世界各国的立法例,都并非先由于其财产性而加以保护,反而是以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如：借对商标的监督管理,以保障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权益、企业的公平竞争等公益的角度率先立法,如126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面包师强制标志法。根据该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