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舆论监督的程序正义研析

本文引入法社会学“程序正义”理论框架，梳理分析舆论监督权中的程序非正义问题，呼吁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确立媒介舆论监督的程序正义规则，由此形成对监督主体的有效规约，并促进民主法制与社会和谐建设。     

对公务员回避制度发展的回顾与评价

新公务员回避制度的进步意义显而易见,但其能否达到预期的执行效果却令人质疑:责任主体多元、授权不完整、惩戒虚设化以及外部监督缺失等,都会影响回避制度的有效落实;地域回避的简单复古,在不断制造新的两地分居;干部空降也是利弊参半。如此种种,都将给新回避制度的执行带来考验。     

完善我国行政回避制度的理性思考

行政回避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推行的一项程序制度,从现代意义上讲,它是行政法领域中一种重要的程序控权机制,具有特定的实践价值.由于传统"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以及我国程序法制建设相对落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行政回避制度无论是在制度建设上还是在具体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缺陷,对我国现行行政回避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迫在眉睫.     

完善我国行政回避制度的理性思考

行政回避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推行的一项程序制度,从现代意义上讲,它是行政法领域中一种重要的程序控权机制,具有特定的实践价值。由于传统"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以及我国程序法制建设相对落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行政回避制度无论是在制度建设上还是在具体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缺陷,对我国现行行政回避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迫在眉睫。     

包容性增长理念下我国行政救助制度的反思与展望

孔令兵在《理论导刊》2011年第6期撰文认为,行政救助制度是我国行政法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拓展了行政救助制度的理论视域,为我国行政救助制度增添了人力资本培育、机会公平等价值内涵,对改进行政救助制度新路径的开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历史上的人事回避制度

据《资治通鉴》记载：长庆四年，唐穆宗病重，命皇太子代理朝政。宦官想请郭太后代行皇权，郭太后义正言辞地对宦官说：“过去，武皇后称帝，重用自家子侄，几乎危害江山社稷。我家世代恪守忠义，决非武氏所能相比，太子虽然年轻，但如果能有德才兼备的宰相辅佐，你们这些人也都不干预朝政，就不用忧虑国家不安定。”说完，郭太后把宦官拟订好的文书拿过来撕了。与此同时，郭太后的兄弟一太常卿郭钊听说了宦官的建议后，秘密上书给郭太后说：“如果您听从宦官的请求，我就把官衔和爵位交还朝廷，然后回家种田。”郭太后哭着说：“祖先都该庆幸有我的兄弟这样的好后代。”当晚，唐穆宗驾崩，太子即位。     

消费者主体地位的理论反思与制度重塑

张永忠在《法商研究》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总结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的得失可从消费者的主体地位入手。当前我国消费者的制度形象存在主体性迷失,其主要表现为立法上权义法理的自洽困境和司法中消费者身份的认同危机。这是体现弱者关怀的经济法理论未能克服民法路径依赖、忽视消费者差异性与主体性的必然结果。     

人大制度研究——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

人大监督是层次最高、最具权威性的监督。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的、公开的监督．其开放性、群众参与性和时效性是最强的：如何巧妙地集二者的优势和力量于一体，实现人大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增强人大监督的透明度和力度．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对我国环境刑罚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为了遏制环境犯罪,很多国家的刑罚制度突破了传统刑罚观念的束缚,树立了恢复正义的理念,刑罚体系更加多元化,充分发挥了其预防功能和恢复环境的功能。我国环境刑罚制度观念滞后、刑罚制度不明确、刑罚手段单一,存在严重的缺陷。我国应该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树立恢复正义的理念,对环境犯罪的罪与刑作进一步的解释和明确,改革罚金刑,构建多元化的刑罚体系,以实现有效遏制环境犯罪和恢复环境的双赢效果。     

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

在我国,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是这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任务,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出台,2004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5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

彭正波在《理论导刊》2010年第12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决策实践,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和社会转轨。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渐进式改革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我国行政程序制度与行政程序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法制程序化的问题提到世人面前 ,程序控权的理念引起政治学家和政界的注意 ,研究程序正义价值的人逐渐多起来。 80年代中期 ,我国学者开始关注程序法 ,关注“法律中程序的价值”,国外的行政程序法典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和日本行政程序草案也先后介绍到中国。程序正义的价值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 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法律明确规定 ,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法院可以判决撤销 ,并可以判决行政机关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从此违反法定程序成为撤销判决…     

对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的反思

犯罪现场遗留有重要的作案信息,通过对犯罪现场的勘查,能够获取刑事案件诉讼所必需的证据。随着"两个规定"的实施和庭审制度的改革完善,犯罪现场勘查程序是否合法、提取物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逐渐成为庭审关注的焦点,也对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提出了挑战。本文从解析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入手,通过对其现状和弊端的反思,提出重建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的对策,以期为侦查机关刑事执法活动提供指导和借鉴意义。     

公民网络参与视野下的地方人大制度创新

徐振光在《理论导刊》2013年第6期撰文认为,公民网络参与促进了人大决策民意来源的多元化,增强了人大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力,促进了人大的民主性;但网络参与的不均衡性、非理性、开放性、直接性等特点,也对人大制度的运行发展提出了挑战。为此,地方人大要通过积极探索创新信息公开制度、民意收集整合反馈制度、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制度、人大与网民对话制度、人大监督制度等,不断发展壮大人大制度的价值和潜能。     

我国听证制度的演变与展望--从行政处罚法到行政许可法

以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为标志,我国确立了听证制度,实现了听证制度在我国从无到有的突破。但这次规定条文简陋,特别是未认定听证笔录的效力,使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宣示性条款”。而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听证制度弥补了上述缺陷,使听证制度具有了实质意义,加强了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实效。当然,从行政处罚法到行政许可法,我国的听证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不完善。为进一步贯彻程序公正原则、拓展私权空间,在行政领域扩大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细化听证程序规则,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专门的听证程序法,是我国听证制度发展的趋势。     

从金融危机视角论失业保险模式转型的制度创新

易石宏在《理论导刊》2009年第8期撰文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严峻就业形势,导致了就业总量矛盾长期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日趋突出。民工潮加剧了城镇的失业问题,为失业保险新模式构建提供了机遇。从制度的视角看,要始终把促进就业放在优先位置;努力扩大失业保险制度覆盖面;     

人大制度的启示与完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学辉访谈录

《公民导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党的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过了50多年的风雨历程,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为什么说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