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审判权的有限性

行政审判权是国家宪政制度在政治、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多种因素决定了行政审判权具有有限性,对此进行探讨,有利于正确处理行政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有利于行政审判权的正确行使。     

论我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的模式选择

我国现行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着行政与市场不分,行政权纵、横向权力界限不明以及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传统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有限权、授权和分权三种模式。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应选择分权—集权—分权模式。     

公安行政法维度内的非权力行政方式

非权力行政方式是行政民主化、科学化进程的产物,在现代行政领域中有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价值和广阔空间。随着公安行政向服务行政、说理行政和指导行政的转变,运用非权力行政方式成为公安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公安非权力行政方式日趋多样化,其中公安行政指导、公安行政契约、公安行政调解是最主要的行为类型。非权力行政方式在行政实务中仍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和特殊矛盾,需要运用行政法治原则积极采取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论行政权及行政法治的发展与定位

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理论以分析两者的根本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基本内容,是分析包括行政权和行政法治在内的上层制度的理论工具和逻辑起点。行政权和国家与社会的演变过程相对应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发展,中国行政法治的本土环境也可归结为中国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特殊性范畴下的三组悖论关系。中国行政法治必须在符合行政权的现代特征并根植于其本土环境的前提下,对其宏观制度理念予以明确并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完成其微观制度规则的建构。     

论行政合同中的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行政合同的本质精神。行政合同在充分体现“平等,自由,对价,合意”这四大契约本质的同时,借鉴并运用了其他一些经典的契约制度。行政合同中的契约精神对于限制行政权力发挥着积极作用。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再选择--行政机关的本源性权力与司法机关的延展性权力之博弈平衡

关于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模式的利弊,学界多有讨论。很多学者主张应当将行政强制执行权收归行政机关,但在制度设计上多有不同。在现行国务院机构改革及法治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可将行政强制执行权视为行政机关的本源性权力(应然权力)和司法机关的延展性权力(实然权力),并在此分析框架下,寻求该种权利在应然性和实然性之间的平衡,由此探讨将各级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机构,并使得司法权回归至监督权的本质。建立以行政机关为主、司法机关为补充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可以改变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中司法机关沦为行政机关的执行机关的尴尬现状。     

行政“还权”与行政主体的多样化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产生了公域和私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行政主体，这是行政分权理论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政治国家存在扩张的天然倾向，原本应当由社会组织行使的行政权力被国家吞噬。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与完善，被吞噬的行政权力又逐渐回归到市民社会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从而，“行政还权”理论成为了认识行政主体多样化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论对警察权的操控——从制度规则与行政伦理视角分析

警察权是国家依法赋予警察从事公务活动的公共权力。由于警察工作的特性,警察权不但具有一般公共权力的特性,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由公安行政工作性质决定的强制性。预防警察权力的滥用问题,一直是公安队伍建设的重要问题。加强制度设计工作,建立一整套的规范体系是预防警察权力滥用的重要途径。人们关于制度设计的理论预设、公共选择理论等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同时加强公安行政伦理建设也是不易忽视的问题。制度规则设计和行政伦理安排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会陷入制度崇拜。     

现行行政架构的缺陷及矫正——论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

任何优秀的行政架构设计,首先应顺应于社会经济主体关系的走势,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的,否则必然引起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市场经济的横向社会关系走势,客观地要求行政架构必须从集权模式向分权模式转型.在中国,用分权并行模式代替现有的集权单行模式的行政构架设计,符合本土实际,具备可行基础,而且还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意义.     

再论行政分权与行政集权——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观视角的分析

行政分权是改革过于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以尽快形成科学而又充满活力的行政体制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片面的行政分权倾向———只强调向地方分权,以及对企业的放权,取得了许多成果,但还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出现了颇多的负面影响。其症结在于对分权与集权认识不够充分,特别是在度的把握上有偏颇。结合马克思关于国家职能的相关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有利于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有关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争论,一直是行政法学者争执比较激烈的问题。我国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一直深受前苏联“行政管理原则论”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接受欧美国家“控权论”理论,进而开始从制度层面构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为侧重点,包括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     

困境和出路:政府权力清单对行政权行使的规制——以行政法治的形成为视角

政府权力清单提出的目的是规制行政权的行使,其本质上仍然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作为行政权的控制工具。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的构建,无法协调处理好其所涉及的行政法关系及相应范畴。规制行政权行使的出路在于:对行政权行使进行"软法"上的规制,设立行政法院对行政机关是否违反"软法"进行审查;将政府权力清单定义为具有政府信息公开性、对各项公共权力进行统计的明细单,仅仅是一个"清单"。     

社会转型期的行政法律文化创新研究

行政法律文化的创新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确立现代行政法律意识,从行政管理法律文化向控权型或平衡型行政法律文化转变,走行政法律现代化的普识之路。从行政法律文化的发展趋势上看,中国的行政法律文化不仅应该向行政法治文化发展,也体现在其应进一步向宪政文化方向发展。     

论行政参与权的法律保障

行政参与权的法律保障是指行政参与权得到法律的确认,并通过法律的实施,确保其有效行使。行政参与权的法律保障是参与式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机制,但是现行法律制度对行政参与权的保障存在不足,需要从效力制度、责任制度、相关配套制度以及救济制度等方面进行改进与完善。     

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

在遵循依法行政原则的前提下,行政协议各方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从而实现行政目的。行政协议的主体和内容的二元性,即行政性和民事性,决定了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法律适用的复合性。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应公共利益和私人权益兼顾,并力求合法性与合约性、安定性之间适当平衡。     

论行政变革与行政法的演化

行政法作为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应能反应公共行政变迁的内容,对公共行政变革及时作出回应。回顾行政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对行政法的认知实际上都深深扎根于各个阶段的公共行政之中,从干预行政向给付行政的变革扩大了行政法研究的导向和范畴,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再次向行政法提出了更新的挑战。行政法对行政变革进行修正和引导,发现与矫正行政变革中的公法问题,促使行政变革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寻找平衡。     

论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中的公民权保障

行政执法是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政府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处于势力不对等的状况之下,没有权力制约的行政执法常常会侵害公民权利。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政府部门规范行政执法,建立责任政府的基础,也是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一种管理制度,这种制度是对行政执法权力的制约机制,对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中公民权的保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文在分析行政执法责任制中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基础上,就如何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中的公民权利保障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完善我国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责任

在我国反垄断立法过程中,行政性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条款一方面有"真正的经济宪法"之誉,另一方面又备受争议,引起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关注。目前该法已颁布施行一年有余,如何有效全面地规制行政性垄断,其中对于法律责任的明确与承担显得尤为重要。     

消防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消防行政执法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要完成好消防行政执法工作,就应该重视这些问题。消防部门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准,改变消防监督执法观念,制定新的对策,只有这样,才能对消防行政执法工作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论行政执法中违法询问笔录的证据能力

询问笔录是行政执法中常见的一种证据材料。当前,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询问笔录依赖。行政执法机关在获取此类询问笔录的过程中经常存在违法行为。对于行政执法中违法取得的询问笔录既不能一律否定其证据能力,更不能一律予以采信。除非行政执法机关能证明其所获取的违法询问笔录之违法行为系一种单纯的形式违法,应排除违法询问笔录的证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