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时期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之路——余庆县开展“四在农家”活动的理论与实践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如何探索一条加快农村小康进程的新路子?如何进一步加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如何在农村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促进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成为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2001年3月份以来,余庆县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开展以“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为主要内容的“四在农家”活动,尝试在新的形势下和新的任务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破解“十难” 促进“三增”

中国是农业大国，有70％的人口在农村。农业和农村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中国加入WTO后，农业如何应对入世挑战，促进农业增效、农村经济     

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环境政策和农业政策一体化视角

可持续农业需要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生产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过去几十年因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巨大的人口压力使我国农业一直集中于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标,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影响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在现阶段农业政策体系发达、执行组织完善、执行力强大,而环境政策制定薄弱、执行力不足的背景下,通过农业政策与环境政策一体化,在农业政策中统合环境保护目标,不失为解决现阶段农村环境问题,实现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捷径。其中可从农业补贴政策、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和项目制三个层面进行具体操作。     

大力实施农业“四化”

木兰是农业县份，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是强县之本，立县之基。因此，强县首先要强农．增收主要靠农业。在实现县域经济赶超跨越新目标的进程中，我们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黑龙江视察时的讲话精神，紧紧抓住农业这个根本，以实现农业标准化、农业产业化、农业合作化、投入多元化等现代农业“四化”为切入点，     

全力实施“农转牧”战略

加快畜牧业发展步伐，尽快实现种植业与畜牧业的“主辅换位”，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进入新世纪，大庆开始实施“农转牧”战略，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2003年全市奶牛、生猪、大鹅饲养量分别达到20．3万头、200万头、640万只，畜牧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占农业总产值、增加值的54．5％和51．3％，撑起农业的“半壁     

“三农”领域改革的艰辛探索与伟大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走过波澜壮阔的历程,“三农”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回顾45年来的改革历程,我国农业农村改革的内在逻辑和推进路径是,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以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重点,以让广大农民共享更多改革成果为根本目的。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依靠改革这个关键驱动,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更好应对农业农村工作面临的风险挑战,赋能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     

加强农村产业党建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开展农村产业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江西省余千县是典型的农业产业大县。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注重加大农业产业投入和结构调整力度，农村产业呈现迅猛发展态势。据统计，目前共有县级以上农业产业龙头企业32家，规模农业生产基地78个，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和主导产业专业化水平得以提升，特色产业品牌正在形成。为适应农村经济产业化的发展趋势，2006年以来，全县探索开展了以“百千万”富民工程为主要抓手的农村“产业党建”工作。     

解读“多予、少取、放活”的“三农”政策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多予、少取、放活"的"三农"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继1989年和2003年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就业政策以来推出的又一项积极的经济政策.     

在“特”上做文章 从“新”上求突破

近年来，原州区委、政府把培育壮大农业支柱产业作为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着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载体，确立了新的发展思路，建立了新的工作机制，树立了新的工作作风，取得了新的工作成效，有力推动了原州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实施农业经济国际化战略的实践与思考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进入21世纪,我国即将加入WTO,这必将给农业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是我们不能回避、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针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围绕化解农业农村经济进入新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近年来,我们山东省诸城市瞄准国际市场,以发展创汇农业为突…     

小农经济与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政策选择

苏共在决定采取新经济政策前，曾经对选择什么样的农村发展政策进行过研究。最终苏共选择了以发展小农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政策。为了保证小农经济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苏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在起到恢复苏联农业经济的作用后，对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明显。这导致了苏联农业不能为工业发展提供最大量的商品粮。在广泛征求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后，斯大林认为，只有采取能够提供最大量商品粮的农业生产方式才能最终解决苏联的粮食问题。新经济政策因此而结束。     

关注“三农”改革发展的政策扶持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当前，我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强。我围观实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部与贫富差距、城乡矛盾有直接关系，而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就是“三农”问题．     

坚持“三主”理念 实现“三服务”目标——《连云港日报》创新办报的实践与探索

地市级党报是我国新闻宣传战线上的生力军,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地市级党报在面临传播手段的多样、舆论空间的多元、社会思潮的多变这一新的舆论格局和传媒市场     

贵州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民营经济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对新的机遇,新的挑战,贵州应该奋起直追,用新的思维、新的机制、新的气魄,大胆创新,制定促进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优惠政策,掀起新一轮民营经济大发展的高潮。 一、民营经济是贵州经济发展的亮点 在中国,就政策角度来说,在1978年以前的相当长时间内,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是作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对立面严加限制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民营经济认识的逐步深化和市场经济体     

政策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导三农工作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1月19日发布《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意见》包括：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静观镇的“后花园”之路

初夏时节．北碚区静观镇紊心村“人”字型人工湖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从“瘦身”到“健身”——关注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国务院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地方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2008年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果,并提出2009年"加快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截至5月20日,除中央批准四川因地震灾情适当推迟上报改革方案外,30个省级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目前已获中央批准,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正有序推进。在这一轮改革中,已经历数次"瘦身"的中国政府机构,正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社分开,充分探索大部门体制改革,调整优化组织结构,加大推进省管县改革的力度。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不仅要完成"瘦身",还要实现"健身",做到精干、高效、透明而又"以人为本"。这轮改革,中央为地方因地制宜改革预留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对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具体形式、名称、排序等,中央不统一要求上下对口,允许各省(区、市)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当地政府职能特点来设置机构,不搞"一刀切"。有关专家认为,这是历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给地方自主权最大的一次。     

实施农业名牌战略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就是“名牌争天下”的经济。这不仅适用于工业领域，而且也适用于农业领域。但是，农业创名牌，毕竟起步较晚，尚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以揭示规律，采取对策，促进农业名牌战略的科学实施。     

20世纪80年代中央五个1号文件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推动和影响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出五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央1号文件。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五个1号文件,推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巩固和发展了农村改革的成果,促使中国农村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并由此启动了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巨轮破浪前进,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回首20多年前中国改革起步阶段的艰辛探索,我们深深感到,中央五个1号文件的历史贡献和深远影响将永远彪炳史册。     

“关系运作”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及思考

“关系运作”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侵蚀政策执行制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破坏正常的政策执行机制、扭曲政策执行应有的社会心理基础、异化政策执行者的职责和加剧政策资源的分配不公等方面.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还原“关系”的本来面目,通过设置立体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破除科层制度的封闭性和资源的高度集中、培育公共行政精神和公民政治文化等措施,来治理“关系运作”对政策执行力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