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与能源资源的双重约束及其化解

多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供给约束逐渐转化为需求约束及资源约束。2001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消费需求和能源资源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中双重约束的有效手段包括根据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优化产品供给结构,建立逐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机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现有能源资源的使用效率,开发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资源,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等。     

陕西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研究了1985-2009年陕西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陕西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的因果关系是经济增长是引起能源消费的显著的Granger原因,而能源消费不是引起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再认识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经济有着天然的多层次的联系并相互影响。在教育对经济的影响方面,“产学合作”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推崇的共同模式,教育活动产品——人不断改变劳动形态,推动经济发展。而经济决定教育的性质和方向,是教育的先决条件。生产力水平、国民文化素质越高,经济对教育的影响愈大。     

经济制度与经济效率

本文界定了经济效率的概念,并就保障效率的制度和限制效率的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经济制度与经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     

从重视要素投入到注重制度建设——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启示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历了非形式化的思想火花、偏重资本要素投入、致力于寻求可持续增长的发动机、注重制度建设等几个阶段。就我国经济增长而言,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脉络蕴含如下启示:一是要摆脱依靠投入求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二是在结构转换潜力和后发优势日益枯竭时,必须注重通过制度建设为经济可持续增长输入新的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效率观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他们的经济效率观。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主要有三种:生产效率、周转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中,效率是基础,缺少必要的效率,公平问题将无法真正解决。在当前中国,我们需要关注公平问题,但也要高度重视效率的取得。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效率观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李军民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然而，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又一次把这个问题凸现出来。十四届五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在几次讲话中强调讲政治，强调一定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经济同政治的关系。当前，结合新的实际，重新...     

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探析

政治合法性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从利益分析方法入手,就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于民众利益(既包含现实利益又包含预期利益,既包含经济利益又包含非经济利益)的满足和实现,而利益需求是不断前进和上升的,因而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应随着社会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单纯的经济增长只能满足人们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利益需求,而且经济增长是有周期的,把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是不稳固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同时,政治合法性对经济增长也提出了要求:即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协调性。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运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法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农村经济货币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边的正向相关性;农村正规金融贷款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边的负向相关性;农村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     

制度环境、技术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将影响技术效率的制度因素纳入效率评价模型,运用构造的DEA三阶段模型测算了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级行政单位(文中简称省市区或省份)经制度环境变量调整前后的技术效率水平,并对制度环境与地区间技术效率水平及相应的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技术效率整体上呈波动型增长趋势,但与经济周期的波动趋势并不吻合,效率改善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第二,制度环境影响各地区技术效率水平,技术效率的不同又是造成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所有制改革、对外开放、财税体制改革等制度变迁均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改善,而城镇化、科技体制改革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东、中、西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呈收敛增长趋势,且西部地区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规模非效率;第四,制度环境变量调整后各地区技术效率差异逐步增加,制度因素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对省级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政府规模是我国推进政府改革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索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国内学界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尚不多见,基本是政府规模问题研究的空白点.从政府规模的概念和影响因素入手,以2003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台湾、香港、澳门、西藏除外)为样本,运用SPSS软件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对学界普遍认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人口因素、地域面积以及民族因素进行考量,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负相关,说明瓦格纳法则并不适用于现阶段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高度负相关;人口因素与政府规模呈高度负相关.这个结论与我国许多学者的经验观察与主观感受是相反的.地域面积与政府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但在省级行政单位这一层面上影响非常微弱,不像有的学者强调得那样大;少数民族比重与政府规模呈高度正相关,这是一个新的定量研究发现.由此提出:在建立合理、优化的政府规模时,应更多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其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充分关注不同区域的特殊情况,对症下药地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在推进政治、行政改革时更应慎之又慎,以构建与市场经济大背景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温和稳健,防止过度激进,坚持理性考察,避免煽情之作,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卫生投入结构、健康发展与经济增长

卫生投入通过促进健康发展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这种影响既有数量效应,更有结构效应,本文侧重分析了卫生投入结构因素对健康发展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1993—200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以下简称省份)面板数据协整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卫生投入主体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个人比例过高,而公共比例偏低,这不仅短期内直接降低了民众健康保障能力和福利水平,构成了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而且对长期经济增长能力和增长方式转型也构成深远影响。所以,基于改善民生健康福利与实施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的双重目标要求,新医改应重视卫生投入结构的优化发展,当前特别要减轻过重的个人医疗负担。     

以兼容性激励机制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山西省为例

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如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这对天生的矛盾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如何推动地方政府和企业采取兼顾环境和经济的行为选择是这一难题在现实中的体现。本文从制度理论出发,提出理解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兼容性激励机制。主要选择山西省在环境治理新政的典型案例对兼容性激励机制在协调环境与经济方面的作用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只要设计了恰当的制度,形成相融合的激励机制,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可以协调发展。山西的经验虽只来自一个地方,其所针对的问题却是普遍的,因而对于其他地方环境治理的政策选择具有借鉴意义。对单一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完整地分析兼容性激励机制的作用过程和结果是本文的特色,但这可能会对外部效度产生影响。     

行政管理支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

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长期来说,三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与行政管理支出负相关;行政管理支出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短期来说,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都有惯性上升的趋势,其它变量的波动对其影响不显著;短期内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惯性增长趋势,同时受城市化水平波动的影响;而且,三个变量对上一期非均衡的校正能力都很弱。     

公共支出效率评价——带非自主决定输入的两阶段数据包络模型

公共支出的效率评价是政府进行有效公共支出管理的基础,正确评价公共支出效率也是各国政府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经济学是通过比较公共支出前后的社会福利变化来衡量公共支出效率的,然而,社会福利是由公共支出与私人支出共同决定的,而且公共支出的增加是有机会成本的.因此,我们不能通过忽略私人支出,而单独分析公共支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的方式来衡量公共支出的效率.同时,各种原因共同导致政府通过公共支出提供的公共产品组合往往与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不一致.本文尝试在分析公共支出的效率时,把私人支出也纳入分析的范畴,同时提出了一种方法--带非自主决定输入的两阶段数据包络模型,试图解决在政府与公众偏好不一致情况下的公共支出的效率评价问题,并按照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Economic inequality,winner-loser gap,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This study analyzes how economic inequality affects electoral winners and losers'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We posit that both the poor and the rich have more at stake in elections when inequality is high. Electoral losers, whether they are the poor or the rich, are more likely to be dissatisfied with democratic systems when facing greater disparity in wealth. In contrast, electoral winners confronting higher inequality are more likely to express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Employing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Comparative Study Electoral Systems (CSES) data, we find that the gap i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between electoral winners and losers widens as income inequality increases. Broadeni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electoral systems mediate the effect of citizens' winner-loser status on their democratic attitudes,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economic inequality are more critical than the institutional effects.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动员潜力释放链运行机理研究

在危机状态下,应急资源呈现超常规的供给能力,而超常规供给能力生成过程中的有关要素及其联系所构成的系统,被称为动员潜力释放链。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动员潜力释放链的运行机理,掌握动员潜力释放的运行规律。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对应急资源的动员潜力释放链进行了建模,并以地震中的帐篷资源为案例,对帐篷资源的动员潜力释放链进行了建模和仿真,结果表明:应急状态下超常规需求是超常规供给能力的核心导向,超常规供给能力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其他资源转变为应急资源用途的转化能力以及应急资源的现有量。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residential trait evaluation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Presidential traits (i.e. morality, intelligence, leadership) have generally been assumed to be idiosyncratic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 and are treated as exogenous from oth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Prior literature has shown that presid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re important elements of vote choice and approval. Using ANES data from 1984 to 2008, we demonstrate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these factors, showing that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indicator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trait evaluations. Specifically, evaluations of the incumbent president at election time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changes in economic performance earlier in the year.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re not isolated to retrospective policy evaluations, but also influence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president as a person.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组织与方法效能

长久以来,科技决策一直是个专家统治的领域,不具备专门知识的公众,被认为无法了解科学的技术复杂性而被排除在政策参与过程之外。然而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效应直接进入社会生活领域“,科技民主”的理念打破了“专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认为,专家的意见只是社会总体决策的参考,公众应当具有参与科技决策的权力;公众参与技术评价方法被认为是针对现代社会中不确定、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新的互动式解决途径;公众参与技术评价与决策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公众参与式技术评价被看作是在对现代技术风险管理过程中重新构建信任的一种方式。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特征、方法与过程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