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政府责任

我国正在进行以公共服务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目前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医疗、教育和住房的高费用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理论界关于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责任的反思。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定位政府应当承担的社会服务的职能,明确政府在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责任,提高市场化条件下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     

公共服务视角下的民生问题探析

民生问题事关民众利益,涉及到民众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公正,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民生问题通过市场无法实现有效的供给,个人更无力解决,解决民生问题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核心目标。当前我国民生问题凸显在于政府责任缺位造成的公共服务缺失。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能力的探讨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为农村提供高质量、高效率、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务。由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和社区共同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格局已成为一种趋势。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主体,政府只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才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应该培育公共服务精神,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责任分担体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化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完善企业公共责任机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

企业公共责任是企业参与公共生活的使命感、责任心和自觉性,它包括企业的员工保障责任、企业的社会公益责任和企业的社会环境责任.完善企业公共责任机制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础,政府在向社会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必须动员企业积极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形成公共--私营共同合作的机制,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公共产品的提供.     

公共服务均等化:现代政府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提高社会成员享用公共服务的整体效用水平,使资源配置达到效率最优的状态。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成果共享,协调各方利益,从而推动社会和谐。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国家并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要维护社会公正。政府为公民创造条件,主要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相对于政府的政治、经济职能,公共服务均等化更主要的是一个伦理问题,是现代政府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公共服务市场化与政府责任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行政改革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这场改革运动对传统的行政模式造成了巨大卫击，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即政府行政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政府应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中国各级政府也在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但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在产生显著效益的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缺陷，其根源则在于政府责任的缺失。本文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强化政府责任的对策和思考。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政府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必须注意的问题在于:一是转变思想观念,强化政府公共服务意识;二是健全服务职能,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三是制定适宜政策,激发民营企业经济活力;四是增强责任意识,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基于政府间责任划分的公共服务有效提供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提供公共服务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而合理划分政府间责任是实现公共服务有效提供的基本前提,也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现代国家治理目标的关键。当前我国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亟需加强对政府责任及责任划分的认识。合理而明确地界定政府间的公共服务提供责任,加强法制化、民主化建设,科学设计公共服务提供的标准体系,是实现公共服务有效提供的必由之路。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优化再思考——基于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视角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诉求在于,强调公共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政府和公职人员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并实现其公共利益,而不是试图去控制或驾驭社会,进而实现在民主对话、沟通协商基础上的政府与社区、民众的合作共治。借鉴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仍具有浓厚传统管制色彩的我国各级政府而言,坚持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与政府施政理念,建立公民广泛参与和合作对话的共同治理机制,从而构建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现代服务型政府是不二的选择。     

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

地方政府的社会责任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保障民众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不断增加民众的幸福感。当前,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需要从加强公共服务的意识与职能转变、创新公共服务方式、拓宽有效参与渠道、推进公共服务公平化均等化等方面入手。     

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与超越：——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向分析

服务型政府是对政府职能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其实质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制度架构。不仅有新公共管理所关注的如何从组织技术和管理手段等操作层面上改进公共服务效率的问题,更涉及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宪政民主主义的重构,涉及到公共行政的理念转变与制度创新。以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民主治理理论突破了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思维的窠臼,指出了一条通过政府与社会、公民关系的民主化治理模式的重构,推进公共行政改革,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改革方向。     

城市积水考问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城市积水处理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更是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的考问和检验,面对严竣的积水现状,我国政府唯有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才是治理之道。     

论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社会化”取向

事业单位改革“社会化”取向,指公共服务提供,更多地依靠社会、更少地依靠政府“。社会化”仍然是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取向,但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社会化”取向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以政府正确履行其维护社会公平责任为前提。公共服务提供强化政府责任,指强化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主导安排者的责任,体现公平优先的价值导向;强调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指基本公共服务中准公共服务生产,引入社会力量,打破行政垄断,以竞争倒逼事业单位改革,构建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市场,以契约方式提供,体现兼顾效率的价值导向。重新认识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角色与重建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是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社会化”取向有效实现的策略。     

从“他山之石”看我国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在西方国家大力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各地方政府也正尝试公共服务改革的实践,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只有理性看待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准确把握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内涵,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化正确的改革路径。     

公共需求管理与公共服务标准化

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是与公共需求的变化相适应的。本文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型需要、安全型需要、享受型需要和发展型需要。中国目前公共需求正从生存型向安全型、享受型、发展型转变,政府公共服务精细化、标准化是这一需要变化的必然要求。政府应通过了解需求、整合需求和引导需求,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嬗变与重构: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分析

公共服务是国家与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经历了从"集权熔合—公平至上"型模式向"解制分立—效率优先"型模式,并最终向"多元竞合—均等共享"型模式嬗变的历程。模式转型意味着其内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以及技术选择的革新。回溯中国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历程,有助于在中国语境下解析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型,探寻其进一步创新的现实路径,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边界的重塑、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     

提升乡镇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与乡镇政府改革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着供给短缺,供给有失公平,供给效率和质量低下等问题。应通过乡镇机构改革,提升乡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能力。     

农村公共文化的“衰弱”与“滞后”——以甘肃省为例

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以甘肃为例,审视农村文化建设现状,不难发现,其存在着"公""私"文化发展不对称、公共文化总量短缺和结构失衡等问题。从体制层面来考察,主要原因是农村文化发展机制的"偏移"。为此,应当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和创新,逐步实现城乡文化的一体化发展。     

Of ‘Strong’ Leadership,Crisis Communication,and Pooper Scoopers: Change in the Queensland Public Service Under Newman

Governments have historically offered their workforce a public service bargain founded on stable pay and conditions and job security. However, while the Westminster system aims for public service employment to be protected from the whims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ants are nonetheless affected by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operate and changes to this bargain can occur with a new govern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Queensland public service change process that resulted in large‐scale forced redundancies, non‐renewal of temporary contracts, and legislative changes that nullified the provisions in job security, organisational change, and redundancy policies. Using communication as a lens through which to understand leadership, it examines how the government communicated with the public service about this organisational change, immediately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2 election. In particular, through analysis of public and media commentary, speeches and Hansard records, it examines Premier Newman's change leadership and communication by contrasting pre‐election messages to the public service with post‐election messages about the public service and the justifications for change during this period of downsizing. This analysis is used to reflect on political leadership, communication, fair treatment, and trust in public service change.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实证研究

运用公共服务满意度理论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进行评价研究。研究认为,效率既是主体行为结果的投入产生的比较效果,又是一个对于主体行为而言的相对概念。农村公共品供给效果,既包括物质性效果,也包括精神效果,即公共品受众的感觉效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评价中,从农民主体而言,只有农民认为有用的公共品,才是有效率的。相反,即使政府反复认定有用并强制去供给的公共品,当农民认为没有用时,农民依然感觉它是无效率的。利用126个乡(镇)农户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满意度"评价(CSI)抽样调查数据,运用CSI-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当CSI值处于同一类型的市(州)时,其影响因素表现出明显的共性特征。总体而言,CSI的主要影响来自农民受教育年限、医疗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农户有效灌溉面积率、农户距乡镇政府的距离、农林技术站服务次数以及被调查者年龄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