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型经济中的法津问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不断增长，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也被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所重视，在飞快的经济发展中，法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04年10月29日，北京市律师协会与英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委员会在京共同举办中英法律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成长型经济中的法律问题”为题，     

第三届“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在重庆召开

中国法学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一东盟法律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于2007年9月12日至16日在山城重庆召开。中国法学会会长韩杼滨在论坛的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清林主持开幕式。出席本次论坛的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嘉宾、代表共127人。论坛分三大专题，内容分别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法律问题”、“中国一东盟各国法制建设新进展”、“中国-东盟各国法律实务领域的合作”，共有21名中外学者作了现场演讲，其间还回答了与会代表的提问。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在广州举行

首届“中国-拉美法律合作论坛”于2007年11月1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和拉美6个国家的60多位中外法学、法律界人士围绕“加强法律交流，促进区域经济合作”这一主题，以法学、法律界的广泛交流为切人点，在平等协作的基础上，共同探讨法律合作的途径，为推动中国与拉美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与发展共谋大计。     

自省法学范式下中国法律秩序建构

中国法制建设正在遭遇法律“物象化”现象。一方面，法律秩序的“物象化”意味着法律越来越具备形式性与体系性特征；另一方面，法律逐渐脱离了民众的日常经验。转型期社会对中国法律秩序建构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既要追求法律的形式性和规范性，又要保持法律的实质性和开放性。如果忽视中国法律秩序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共时性结构”，无论是传统的法社会学路径还是法经济学路径，均无法真正克服法律“物象化”带来的弊端。中国法律秩序在未来建构过程中，法律决定的正当性结构应当体现为“物象化”与“世俗化”的相互交错，即法律的形式化与实质化、规范性与认知性的相互统一。     

“11·21”空难案性质转化的法律思考

“11·21”空难案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一起航空侵权案件。该案由于美国律师的参与及受害者亲属在美国法院起诉，案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一起国内航空侵权案转化为涉外产品侵权责任案件。此类案件在中国实属罕见，案件提出的法律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本文封该案在哪些方面发生了转变及我们应反思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的融合必然要求法律最大限度的同一，中国立法应注意与国际社会通行规则接轨问题。     

解释学与法律解释

本文试从解释学视角，考察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问题。通过这一考察，笔者试图证明，传统解释学与法律解释理论由于未能准确把握法律解释的实质，在实践领域必然遇到各种困难。司法过程中关于法律规则与法律事实的解释，都包含着现代解释学的“前见”、“问答逻辑”等特征，判例与判例法中则包含着更为复杂的解释问题。当代中国法律实践必须及时更新法律解释观，才能实现法律制度的有效率创新和法律活动的民主化、科学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致"世界贸易组织与法律服务国际研讨会"的贺信

“世界贸易组织与法律服务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开幕，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对新世纪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对中国的立法、司法和法律服务等方面，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次研讨会，邀请有关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中外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和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法律服务领域的国际合作问题，有利于加深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中外法律服务界的合作与交流。预祝…     

法律如何则天？

“则天”立法、行法等可谓是中国古代法律在制定和运行问题上的最高原则。然而引为遗憾的是，传统学界长期以来似仅或主要着眼于从抽象层面的天道、天理等意义进行论说，而对法律究竟如何具体“则天”的问题则未有充分揭示。事实上，在对天予以神灵信仰的语境中，中国古人充分运用星占学说，从立法、司法、修法，乃至相关法律设施的设置，其实都在具象层面上基本体现了对“天”之物质表征—“天象”的一种间接甚至直接的星占式模拟。这种模拟即是中国古代法律如何“则天”的一种具体路径。法律的星占式模拟在中国古代有其独特的种类、微妙的策略变迁及双刃剑式的共性意义。可以说，星占学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法律如何“则天”提供了一个绝佳视域。     

漫谈对司法实践的经济学分析

法理学研究领域很早就昭示法律与经济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导入法律领域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诞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效率”为核心，通过引入“资源配置”、“均衡分析”、“边际分析”、“成本收益”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及成果进行法律问题研究。它通过对法律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科学地规划司法实践行为，从而最大程度实现社会的经济效益和法律在经济生活中的激励、规范、保障、约束效能。     

两地法律交流和司法互助

随着国家经济急速发展，近年两地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亦越趋殷切。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自1987年在港成立，为两地居民和商业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公证文书转递服务以及推动两地法律交流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公司”的成立，对推动两地法律界合作，促进两地的经济贸易及法制发展，均有积极的作用。律政司致力推动两地的法律专业交流和司法互助，在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得到两地的有关机构、专业团体以及“公司”的支持和协助。     

Analysis about Ident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Legal Culture in View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Its Embodiment in China： Writing with Formation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of China＇s Characteristics

法律文化的概念外延包括了规范制度形态、意识观念形态、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法律体系问题主要属于规范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而法系的问题主要属于意识观念形态和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由于实行“一国两制”,在“两岸三地”即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存在着多种法律体系与法系,这是“中国特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们还可以在“一国两制”的视野下,继续探讨法律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对中西方法律文化中蕴藏的优秀精神——对法治的崇尚和对统治的信念,通过实践不断地选择,融化成一种崭新的、先进的法律文化体系,将法治精神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建成法治国家。     

满运龙：双向交流的推动者

“我最希望做的就是双向交流（two-way practice）。不仅代表国外公司了解中国的法律环境，促进他们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更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代表中国公司，在他们‘走出去’的过程中助以一臂之力，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法律问题。”作为美国奥睿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的合伙人，满运龙律师一直以此为自己的执业目标和人生理想。     

是法律信仰还是法律权威

张永和在《政法论坛》2006年第3期上著文《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指出，最近几年，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的格言在我国法学界得到广泛传播。法学界基本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只有通过公民产生“法律信仰”，法律才能得到应有的倚重和遵守。这个命题在西方可能是一个假问题，而在中国却根本不能提倡．     

当代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问题初探

中国的法律体系由来已久，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步推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法律的内容也在随着时代改变。可以说，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律体系正变得越来越完善，法律的可操作性也变得越来越强，但是由于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地加快，我国的法律体系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从法律理念的指导，到法律订立以及执行过程，都多少会出现一些时代性的问题，本文就当代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问题，进行了阐述。     

法务论坛

“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合作法律问题国际论坛”召开 10月24日,“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合作法律问题国际论坛（哈萨克斯坦-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举行。本次论坛由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与哈萨克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共同举办,目的在于响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构想,更好地为中国与中亚投资活动搭建桥梁,提供法律支持。     

乡土社会民事诉讼法的局限性——从调解制度存在的法律文化基础视角分析

自鸦片战争后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师夷长技以自强”。但是“西学东渐”引入的“西学”，特别是作为西方理性代表的法律，固然凝结了前人的经验，但决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成为界定中国实际问题之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的圣经。研究中国法律的实际问题，必须牢牢把握法律的三种指导力量：哲学、历史和习惯。当然研究调解制度也不例外。     

“法律信仰”:中国语境下的误读与建构——再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面对西方的没落与末世的现状,在应对西方法律传统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由此提出了整体主义法学的构想与广义的法观与之回应,在此基础上,伯尔曼形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整体法律观.然而,在实证主义与工具主义法律观主导的中国语境下,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常常被误解.本文正是以《法律与宗教》的“法律信仰”观为主题,正确梳理伯尔曼的广义法律观和“法律信仰”论,与当今中国法律观作比较研究,从而厘清“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的谬误并提出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之路,即珍视中国传统文化,正识“法律信仰”.     

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及其与社会盛衰之关联

清末“新政”以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可概括为九点,其中“重农抑商”是统领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纲”,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盛衰密切相关。“重农抑商”突出表现在对农业,特别是对土地关系的法律调整上。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国有制主要有井田制和均田制,私有制主要是自耕农经济和租佃制,事实上这两种所有制都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盛衰治乱的循环。这种国有与私有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循环怪圈,根源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单一和封闭,以及专制政治和“重农抑商”的强化。在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上合天理下符国情,是有“道”的法律传统,所以如此重要和必要。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即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的关联最后在于道,道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无道。     

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解释体制——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发生在 1997年至 1999年之间的香港“无证儿童案”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在于它所包含的一系列重要法律问题本身 ,更在于人们希望藉此预测香港法制的未来发展趋势。“无证儿童案”中的核心问题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法律解释将在中国内地法律和香港法律可能的融合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另一方面 ,在现阶段 ,对《基本法》解释的一项重要任务却是要保持中国内地和香港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界限。通过对中国内地和香港法律解释体制的比较 ,分析如何从九七回归以前香港和内地不同的法律解释体制中协调产生出香港新的法律解释体制 ,并藉此说明对于回归以后香港法制的变化所应持有的态度。     

15000名律师扛起奥运“法律大旗”

奥运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也是一场“法律盛宴”。记者从北京市司法局获悉，共有15000名律师全方位地参与到了服务奥运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从最初踏入陌生领域摸着石头过河，到融会贯通中外法律迈入佳境，6年来，中国律师用实践证明，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完全可以实现‘法制奥运’。中国的律师队伍一样能为奥运会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副部长刘岩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