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精神：塑造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

公民社会理论在近一、二十年间的复兴与拓展，几乎形成为一股全球性的“公民社会思潮”，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以公共精神在公民社会中的孕育发展为起点，探讨了公共精神的内涵和特征以及以公共精神为基本理念的公共行政应谊实现的几个重大转变。     

对立与统一: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之比较

以企业家政府理论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与以公民为中心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主要观点和价值取向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但通过对两者的主要观点进行说明和比较,可以得出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实质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的对立表现在顾客与公民、掌舵与服务、企业家精神与公共利益、效率与公平上;两者的统一表现在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公共行政的实践意义与价值意义的统一,强调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做到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之整合统一,在批判地继承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合理内核”基础上,以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理论.     

公共行政变迁中的公共性研究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在官僚制行政中,公共性意味着政治中立以及行政的专业化,而这只能实现形式的公共性。在市场制行政中,随着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引入,结果却导致公共性的式微。只有民主的才是公共的,民主制行政将民主价值贯穿于公共行政之中,排除暴力和金钱的干扰,公民在民主参与中捍卫公共利益,公共性才能充分完整地实现。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论建立我国“执政为民”的新型民主行政公共管理体制

“执政为民”是我国在现阶段建立民主行政管理体制的指导思想，这种新型公共管理体制对于我国改革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建立我国的新型民主行政公共管理体制，就要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组织结构，实施程序化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论建立我国“执政为民”的新型民主行政公共管理体制

“执政为民”是我国在现阶段建立民主行政管理体制的指导思想 ,这种新型公共管理体制对于我国改革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要建立我国的新型民主行政公共管理体制 ,就要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组织结构 ,实施程序化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制约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瓶颈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公共行政精神和公民总识的缺乏，传统官僚制体制：官本位思想和公众政治冷漠心理的阻碍。本文以重塑政府民主价值取向、公民制理念为重点，以确立公民权和公民主体地位为核心，突出社会与公众在公共权力体系中的自主地位，从服务理念、政府职能、权力监督三个角度，提出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对策和措施。     

我国公共行政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我国的公民参与,不仅指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包括所有关于公共利益、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参与。而这些方面的参与基本上可以集中到公共行政决策中的制定和规划中来。其中,“公民”指的是普通公民,不包括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公共行政决策”指的是行政机关围绕公共利益,履行行政职能,对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做出决定。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公民在公共行政决策中的参与条件逐步具备。     

社会资本、公共精神与民主政治发展

公共精神的强弱不仅构造着社会关系网络间的信任,而且也影响着民主政治发展。而我国公民主体意识缺乏、公共意识淡薄、公共责任缺失等将阻碍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这就要求发展公共领域、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素质,以此来培植和促进公民的参与、合作、团结、责任等精神,从而不断累积民主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     

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对公共行政重塑的论述

公共行政不是政府行政,其范围更广,内容更复杂,涉及主体更多元。重塑公共行政,首先需要一种公共行政精神引领,且这种公共行政精神的本质是一种至上的善。而至上的善将通过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得以体现。拥有一种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是公共行政发展的本源,更是公共行政所要实现的精神目的。公共实践中责任型政府的建设、公务员职业信念的重塑和公民精神的培养正是其实现途径的正确打开方式。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在变革中寻求平衡与消解——行政学视野下的效率与民主

效率与民主孰轻孰重?不同的公共行政范式作出了不同的阐发和权衡。不管是强调“效率至上”的传统公共行政,还是强调“公平至上”的新公共管理以及作为新公共管理替代模式的新公共服务,都未使两者得到最终的平衡与消解。然而,通过公共组织的有效变革,以及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操作模式和历史机遇。     

协商民主与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和伦理取向,表现为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热情融入和体验、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促进以及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关怀和参与.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呈现的是一种基于公民实践推理的政治自治的理想.它不仅标志着民主政治理论发展的新方向,而且成为公共精神重塑与构建的有效途径.     

公民治理：基层社区运作与民众参与意识培养

公民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旨在将原本松散的公民个体引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过程,以达到扩大民主参与和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标。公民在社区行政中应扮演充分的积极角色,公民参与权和决定权的提高是解决政府问题的关键,行政人员的角色应转换成帮助公民表达利益并满足其共享利益。基层民主政治是我国未来民主政治建设和公共管理改革的努力方向,作为社会主义核心政治文化的基点之一,营造合理社会氛围、加强公民意识参与意识和完善公民参与机制,从而逐步完善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社区运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公民治理：基层社区制度与民众参与意识

公民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公共行政价值观,旨在将原本松散的公民个体引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过程,以达到扩大民主参与和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标。公民在社区行政中应扮演充分的积极角色,公民参与权和决定权的提高是解决政府问题的关键,行政人员的角色应转换成帮助公民表达利益并满足其共享利益。基层民主政治是我国未来民主政治建设和公共管理改革的努力方向,作为社会主义核心政治文化的基点之一,营造合理社会氛围、加强公民参与意识和完善公民参与机制,从而逐步完善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社区运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教育--基于中国文化语境的分析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公民人格必然是“公民”的普适性内涵与文化国情的耦合,表现为主体性人格与社会性人格、律法性人格与道德性人格、自由性人格与一元性人格的辩证统一。基于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教育应确立主体性精神、社会公共精神、规范性精神、权利与义务统一精神的教育价值目标。公民人格的确立一方面依赖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又仰仗于认知导向与价值建构、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社会教育与自我教育的整体“合力”的优化。     

反思“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对于“经济人”假设是否适用于公共领域,官僚制是否该摒弃“,企业家”政府是否能取得实效,把公民当成顾客是否适当,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协商民主与构建和谐社会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民主形态,有利于公民利益表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促进公共治理。发展协商民主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和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发展基层民主,完善社会自治,重塑行政文化,培育政府协商精神,加强公民教育和增强公民的主体参与意识。     

论"政府回应"的内涵和主导模式转型

在民主行政的发展大潮中,“政府回应”已经成为当前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文章从公共行政发展视野中公民主导角色的变换和公共利益实现预设的变迁这一明一暗两条线索的把握出发,抽象出行政管制型、市场服务型、民主治理型这三种处于渐进更替发展过程中实现“政府回应”意义的“理想模型”。在归纳各模式独有的内涵要件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回应内涵的宏观变迁趋势,并尝试地指出了我国政府回应体制建设应然的实践重点。     

公民参与困境与化解策略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治理理论的内在意蕴.然而,公民参与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表现在公民主观上的政治冷漠与"理性的无知",公民参与过程中的角色悖论、效率悖论、质量悖论、参与悖论.诸多困境的存在阻碍了公民参与进程和民主治理的推进.健全公民参与动力激励机制,借助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依据公共政策性质和合法性要求,选择适度且均衡的参与途径与策略,辅以具体的完善公民参与的措施,是消解公民参与实践困境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