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失误与责任追究——以人造景观"三峡集锦"决策失误为个案

政府决策是政府管理的核心。因而,政府决策失误是政府管理过程中最大的失误。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决策科学化,并出台了相关的规章、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然而决策失误还是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地落实、追究决策失误者的领导责任。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政府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形式着手,健全和落实政府决策责任制。     

政府决策失误频现的成因及对策探讨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进行政府决策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决策失误的现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政府决策失误更加频繁。为此,对政府决策失误频现作成因分析并探讨相关对策。     

政府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初探

政府决策的失误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可以说是触目惊心。造成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在于,权力责任相分离,缺乏对决策行为的有效制约。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可以有效地解决政府权力的公共性与权力行使“私掌”之间的矛盾。完善政府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合理划分职权,明确责任内容;实行政府决策失误公开,责任公开;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出台追究细则,具体规定责任追究的范围档次;实行终止追究制,避免行为的急功近利和侥幸的心理。     

制度建设:我国地方政府决策创新的有效途径——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例

审视地方政府决策中出现的失误或低效现象,不难发现决策主体单一、决策系统不完善、决策制度不健全等各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地阻碍着地方政府决策优化和创新之路,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规定行政程序的立法其围绕公开和参与两大核心主题所作出的一系列相关规定,对于优化地方政府决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可见,制度建设是优化地方政府决策的必由之路,也是破解地方政府决策创新难题的必然途径。     

决策失误与责任机制构建

决策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形式,它贯穿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始终。决策失误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遏止。责任追究的缺失是造成决策失误的最主要原因,因此,防范决策失误的最好办法就是要强化责任追究,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和监督机制。     

论行政三分的理由

所谓行政三分就是在决策、执行、监督三项职能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形成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政府架构,目的是建设“现代公共型政府”。行政三分实施的理由是因为行政道德失范、寻租活动、政府决策缺乏完全准确的信息、政府决策时滞、政府活动低效率、政府的主观倾向和政府的原谅失误倾向等。     

建立地方行政首长问责制

贵刊在《高层决策背景》栏目中经常介绍政府各方面改革的第一手资料,深受读者欢迎。2004年有多名政府官员因为决策失误、疏于管理等问题受到免职处分。为了进一步督促行政机关首     

影响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因素分析

衡量政府行政效率，不仅要分析政府本身的办事效率，还要从政府行为的结果即社会效率上进行综合考虑。我国政府客观上存在的职能转变滞后、政府决策失误以及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低效是影响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三大因素。提高行政效率，要从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决策方式和转变工作作风上着手。     

决策失误止于决策公开

作为政府行政行为关键环节的行政决策，在管理社会事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正确，可以少走许多弯路，起到事半功倍之效；而决策失误导致的不仅是对经济发展的伤害，还会影响到政府形象，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失信于民。     

社会转型视野下政府“不决策”探析

社会转型条件下,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府在决策的实践层面面临空前挑战,随着决策主体全面介入公共政策同时又频繁出现决策缺席与失误,使得"不决策"理论在实践中具有了很大的借鉴意义和防范效应。     

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研究——基于“省管县”改革的视角

"省管县"改革的推行旨在改变县级政府受制于"市"的旧状,通过"扩权强县"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但在"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决策将可能衍生决策失误、权力滥用、矛盾激化、区域摩擦、盲目逐利求绩等问题,综合分析这些问题进而探讨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的机制走向、制度走向、法律走向、绩效评估走向,将益于"省管县"改革的顺利推行及县级政府决策制度化建设的思路拓展。     

公共决策失误责任论析

公共决策失误责任是公共决策责任的一部分,公共决策失误又分为主观失误与客观失误.客观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能够追究的只是主观失误的责任.公共决策中,针对不同层面的问题,判断决策失误的标准是不同的;面对不同的决策体制,公共决策者对于决策失误应负的责任也是不同的.为使公共决策者对公共决策负起相应的责任,需要建立公共决策失误责任机制.     

论决策失误的根源、边际与非难——兼论决策过失责任

目标确立错误和实现目标的方式或方法选择错误,就会造成决策失误.其根源在于危险源增多并演变为事故隐患,社会组织变革使一些决策者的角色调整不适应,行政决策行为难以形成有力的制度规范约束,能力素质出现不应有的缺失,都可能造成决策失误.决策失误区分为无责性失误和行政决策失误.无责性失误是指决策者基于对某种政治追求或科学理想所作出的探索性决策,因历史认识的局限性而产生的难以避免的失败且不应非难的情形.对于行政决策失误,则应当依据决策客体的重要性、决策知识的不完备性、危害后果的严重性等方面综合考虑,认定决策失误责任程度和性质.责任的实现形式是问责、纪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的决策过失责任.     

当代中国决策问责的内在逻辑及优化策略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以决策问责为核心的责任政府是关键。然而,当前中国以责任政府建设为目标的问责实践却呈现出“重执行、轻决策”的特征,对决策失误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造成了决策失误多发与决策问责缺乏并存的现象。从主体与责任的视角观察,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决策责任主体的多元性形成了主体间的内在张力,导致责任追究中的“多只手难题”;二是决策责任类型的多样性形成了各责任类型的不同适用情形,导致责任追究中的“多责任混乱”。对此,应当以明晰公共决策的责任主体和明确公共决策的责任类型为着力点,在厘清集体决策责任与个人决策责任界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科学的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实现决策问责制度的优化重构。     

风险社会的行政自律

<正> 时为多事之秋。城乡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极端恶性事件更有增加之势。纵有千般客观理由,权力运行不尽规范往往不是源头就是推手。法治政府建设路线图虽早已明确,一些地方和部门盲目决策、草率决策乃至逐利驱动下的"恶意决策"问题依然突出,批量生产出政府投资失误、楼脆脆、桥塌塌、征地拆迁血案、随意涨价、环境恶化等易燃易爆点。     

领导科学决策的行为方法探究

领导决策的有效性对于社会、公众都具有重要意义。一项政策的制定需要领导和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同时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在现实的政策活动中,领导作为一项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决策至关重要。领导决策失误往往会产生消极和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领导决策失误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集体决策的失误;另一方面是领导个人决策的失误。为此提出科学领导决策建议: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素质;多渠道的广泛采纳意见和建议;加强决策监督。     

我国省级政府投资决策模式转变研究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投资决策模式主要采取的是封闭型精英投资决策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精英"的权重,政府的主导因素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弱化了专家论证、公民参与的份量。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阶段,对省级政府投资决策模式进行转变是将决策失误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最为现实可行的选择,从而可以保证投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最终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将公众参与型开放模式作为未来我国省级政府投资决策模式,可以尝试从决策主体、决策方式、决策程序和决策机制四个方面进行转变。     

论科学决策中的专家失灵及其责任机制建构

公共决策过程中专家论证及其政策咨询被认为是科学决策的关键环节。但是,经过专家咨询论证的决策,并非就一定是科学的决策,更不能直接等同于正确的决策。正如市场会失灵、政府会失败一样,专家也会失灵,经过专家咨询论证的决策同样会出现失误。因为专家不是万能的,他们也是“经济人”,具有规避风险和“转嫁责任”的动机。专家必须对其咨询论证承担责任,必须明晰专家咨询论证的具体责任,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的责任机制,以提高专家咨询论证的质量,促进科学决策,减少决策失误,推动我国专家论证和政策咨询业的健康发展。     

论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缘起、困境及其路向

决策是破解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容易出问题并难以追究责任的活动。当下频频发生的政府决策失误已成为"不落腰包的腐败",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与沉重代价。因此,如何开展决策问责和纠错,已成为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当前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面临追责依据不充分、责任认定不明确、追责主题较单一、追责对象难确定等方面的现实困境。治理行政决策失误,需要重构决策问责"防火墙":明晰决策权力关系是前提、加快程序立法是保障、完善政策评估是关键、强化"人大"问责是重点等一系列的策略回应。     

公共决策失误的价值观念因素思考

公共决策具有价值相关性 ,价值观念的错误会导致公共决策的失误。经常导致公共决策失误的错误价值观念主要有 :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本位主义价值观念、急功近利价值观念、惟上是从价值观念。为此 ,要避免或减少公共决策失误 ,要求决策者摆脱错误价值观念的支配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而正确价值观念的确立需要通过提高决策者决策素质和完善决策体制这两个途径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