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探析——兼谈对内地的借鉴

澳门开埠400余年,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促成了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两大理念：“权利平等”、“国家亲权”。这两大理念贯穿于澳门《民法典》、《家庭政策纲要法》等法律法规法令中,并推动形成了澳门独特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主体与内容。借鉴澳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经验,对推动和促进我国内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监护问题探析

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益应当如何保护,尤其是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益该如何保护,我国现行法律对此规定过于原则,显然不能适应未成年子女财产权益保护之需要。本文以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益保护为视角,就确立公权适当干预制度、离婚双方对未成年子女财产报告制度、第三方代管制度、对未成年子女的不动产转让实行特殊保护制度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浅谈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社会保护问题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社会保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保护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职责,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合作,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共同担负起维护这一特殊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任。     

论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最佳被监护利益

我国婚姻家庭法关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监护的立法中已经注意到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问题,但是保护的力度不大,有些立法甚至没有从未成年子女利益出发。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在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中得以确立。为了实现离婚后监护问题上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我国在立法上还需完善。     

婚姻家庭立法中道德因素渗透论析

鉴于家庭价值取向和行为导向对未成年子女的思想和行为品质有着重要影响,建议在我国的婚姻法中明确规定“父母应当依照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的要求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家庭教育”条款。这不仅在国外有先例,也符合我国社会现实情况,同时也有利于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浅谈探望权的认识及现存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人的情感,离婚率也随之攀升。而父母离异必然会对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探望权是对亲情有所缺失的孩子的一种弥补,但是法律对探望权设置的障碍过多,偏离了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根本目的。     

我国离婚后亲权行使制度探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离婚作为婚姻的一种异常状态已经逐渐普遍。而离婚现象的普遍,引起的是离婚后亲权的行使问题。目前我国的离婚后亲权制度并不完善,对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权益的保护相对较为薄弱。因此本文结合中国亲权制度所发挥作用的现状试图提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通过引入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更加重视未成年子女在离婚后亲权制度中的地位。从而最大程度的保障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犯罪心理的成因

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犯罪问题,一直是一个被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一个家庭从正常到离异,一般要经历:离异期、单亲期、再婚期三个阶段,通过分析不同阶段的家庭状况对其子女的影响,进而探究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犯罪心理的形成原因,以达到预防其犯罪的目的.     

我国关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监护立法及评析

婚姻的解体,必将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为了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该尽可能保护其利益少受或不受侵害.对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保护、实现其利益最佳原则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理论后对未成年子女监护问题的立法上.目前我国相关立法还存在一定问题.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社会支持制度探究

当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数量大,这一特殊群体存在有效监护缺失、受教育情况较差、不良心理问题严重、犯罪率高等问题。重视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关怀和教育,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制度,不仅关系到服刑人员的良好改造和其子女的健康成长,更是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社会保护与儿童优先的可持续反贫困路径分析

社会保护的政策理念已经逐渐形成国际共识。在儿童社会保护领域，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儿童发展账户和普惠儿童津贴是三类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模式，体现了不同的福利意识形态和政策运行特征，对我国2020年之后的可持续反贫困发展有积极启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风险变迁可能加大脆弱儿童及其家庭的贫困风险，这需要进一步强化儿童敏感的社会保护，确立儿童优先的可持续反贫困战略，加快构建具有内在一致性和整合性的儿童反贫困政策体系。     

儿童贫困界定和测度研究综述

科学地界定儿童贫困和建立儿童贫困测度体系是全面把握我国儿童贫困状况,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儿童减贫政策的关键。本文对国际组织和国内外研究机构如何依据贫困理论对儿童贫困进行界定,以及采取的测量方法进行了综述,同时对现有的文献进行了评述并展望了儿童贫困测量研究未来值得重视的方向和领域。     

路径、策略与制度优势--新中国减贫历程的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就必须重新认识并充分肯定。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极其落后的基础上,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救助制度和扶贫举措,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有相应提升;农村基础设施与农田水利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前30年的社会贫困,并为后40年农村地区的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基础。改革开放后,制度优势进一步凸显,以救助式扶贫开始,逐渐过渡到精准扶贫,绝对贫困人口从期初的7亿多人(国际标准)减至目前的1600多万人,脱贫人口总量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高达73%。新中国减贫事业的巨大成就,与自身的制度优势密不可分。后小康社会,应全面总结新中国70年的治贫成就和经验教训,对标国际扶贫标准,重点关注最脆弱人群(包括城市贫困人群),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论社会福利人才培养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介入--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看专业低保工作者的培养

市场经济促使利益主体的重新整合与分化，社会财富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状态日益明显，贫困开始成为困扰社会稳定的因素。为此，救助贫困和提高困难群体的福利水平成为政府关注的问题，政府通过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城市困难群体发送社会福利。提高低保工作的质量，关键是培养低保工作的专业人才，由此形成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呼唤，文章就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介入社会福利人才培养提出一些看法。     

中国精准扶贫实践的溢出效应

中国精准扶贫实践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的溢出效应。本文在分析我国精准扶贫成效和梳理有关文献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溢出效应的概念界定和分析框架,总结了中国精准扶贫的政治溢出效应、组织溢出效应、经济溢出效应、社会溢出效应与文化溢出效应。我国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十四五”时期需要继续用好精准扶贫的溢出效应,扎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完善乡村振兴制度设计,深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变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城市贫困家庭青少年发展的现状及对策

贫困是复杂的社会现象,伴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城市贫困家庭的问题日益凸显,对家庭中青少年的发展具有潜在深远的影响。以＂城市贫困课题组＂的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城市家庭贫困与青少年发展之间的关系,针对构建城市贫困家庭中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及建议。     

消除贫困:中国奇迹与中国经验

贫困是人类有史以来就面临的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消除贫困是联合国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的首要指向。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以消除贫困现象、追求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使命和目标,从国家“一穷二白”、亿万人民饥寒交迫的生存境况起步,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实现了稳定解决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性成就,而新时代通过精准扶贫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现象送进了历史,构成了其中最为亮丽的篇章,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反贫困奇迹,也为当今世界反贫困提供了中国方案。在中国的减贫实践中,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消除贫困提供了根本遵循与有力保障,持续性的中长期规划提供了行动依据,而精准扶贫更是有效消除贫困现象的制胜法宝,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健全亦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澳大利亚对城市弱势群体权利贫困的治理及对我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政府对城市弱势群依权利贫困的治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把提供社会保障看作政府的重要职能,用完善的社会福利网保护弱势群体权利免于贫困;用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公民各种权利。澳大利亚治理城市弱势群体权利贫困的经验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信息分化与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

信息分化是指在当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有效应用而导出的一种人类社会的不同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它与公民的权利贫困相关,它往往进一步加剧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状况,各级政府要给予高度重视,应该加大“信息扶贫”的力度,让弱势群体回归主流社会。     

易扶安置区风险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的一个解释框架

易地扶贫搬迁初期,政府和移民对贫困认知存在分歧,搬迁便意味着风险环境酝酿。生活过渡期,由于政府扶持政策的脱节,移民的生计存在可持续困境,加之被激活的发展渴求,风险便被移民感知,谨慎抵抗抑或自助便成常态。而在社会放大机制下,这些不稳定要素便有了酿成社会稳定风险的可能,表现出“风险环境—风险感知—风险行为—社会放大—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传导链特征,呈现出双向传递性、集聚性和扩散性。如此,为实现安置区的稳定发展,应加快构建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做好风险评估,并有针对性地探索形成基于安置区特征的有效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