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论析

公民参与公共行政是民主发展的要求,在政府层面和公民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也必然对社会和谐产生积极影响。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民主建设的现状等原因,我国公民参与权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体现,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还比较差。公民参与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它取决于公民与政府观念的转变和能力的提高、公共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完善、基层组织自治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兴起等因素。     

试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下公民参与机制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政府治理变革运动正在不断地走强,在这种政府治理理念的倡导下,当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关注“公民导向,”重视公共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但在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与“回应”的两难处境。如何走出“效率”与“回应”的两难处境,构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下的公民参与机制,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新公共服务视角下的我国公民参与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20世纪末期兴起的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模式,其对世界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伴随着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入和公民社会的兴起,我国的公民参与也日渐活跃。本文对新公共服务视角下我国的公民参与做了简要的分析。     

论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

随着澳门回归和中国入世,公共行政问题再度成为热门问题。其中,公民逐步广泛参与公共行政,不仅促进了国家行政的民主化,而且导致了国家行政权逐步向社会转移,公共行政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针对公共行政出现的这种新特点,在正确认识公共行政的基础上,从行政主体和行政方式等方面简要分析了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     

行政法视野下参与型公共行政模式的构建分析

本文从宪政与政府再造两个层面阐述了公民行政参与的价值,分析了传统体制下中国公民行政参与的匮乏,认为现阶段我国仍存在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不足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参与型公共行政模式的构建问题,认为以人文主义为精神核心的现代行政法,可以为参与型公共行政模式的建立提供理论与制度支持。     

推进公民有序参与 提升执政水平思考

当下,由于公民参与不足导致我国立法民意基础薄弱,公共行政管理水平不高,司法公信力下降。我国公民有序参与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思想观念上缺乏民主的习惯和传统,工作机制上缺乏保障民主制度落实的措施,民主参与的具体措施和群众基础不足。要推进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和提升执政水平,就必须大力培养民主精神,营建民主文化,加强民主政治机制建设,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公民有序参与。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法理分析与制度选择

公共服务外包属于公共行政民营化的诸多类型之一,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在于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权利的正当性和公共选择理论,但其在现实和理论上还面临诸多法律问题。借鉴"合同规制"理论,在私法领域引入公法的约束机制,构建正当程序、政府责任等核心制度,是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优化的路径选择。     

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与政策导向

公民政治参与是公民、政府、社会三者互动的形式,既是政府过程完善的需要,也是政府过程完善的结果。只有在充分了解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涵义、内容与形式的前提下,充分理解和把握现阶段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相关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领悟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政策导向,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和完善。     

从厦门PX项目事件看公民参与渠道的完善

厦门PX项目事件,让我们看到公民意识的勃发外,也看到了现代公共行政难以逃脱的两大困境:公共利益难以界定;民主-效率的两难。但公民参与行政已成为现代民主政府的共识。针对公民参与渠道的不够畅通是引发厦门PX项目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着重谈了我国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渠道的完善,如加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角色的发挥;重视与合理规范网络参与等等。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消极参与的问题探究

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社会公众与政府决策者之间互动的过程,需要公民的积极广泛参与。而目前我国的公民参与还存在着参与意识淡薄,参与热情不高,参与消极被动的问题,这些问题或源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潜意识局限,或困于当下的政治制度建构,或内生于公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因此,需要对公民消极参与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构建一种政府引导、公民积极广泛参与的政策制定模式来确保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公民参与:和谐时代的公共政策机制

公民参与是指公民直接介入管理和公共政策过程。保障公民的参与权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政府治理创新路径,提高政府管理和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水平,顺乎中国实际需要和世界潮流。     

关于构建理性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思考——从公众参与行政角度分析

公众参与公共行政是公民政治权利实现的主要形式。本文通过对利益表达机制现状的分析,阐明公众参与行政的概念与性质。重点论述了公众参与行政是完善利益表达机制的主要途径。为完善理性的利益表达机制,法制化的利益沟通渠道提供了理论支持。     

公共行政学中的规范研究

公共行政领域不仅需要严谨、科学的经验研究，也需要富于批判性与建设性的规范研究。当前的中国公共行政学总体上缺乏有质量的规范研究。一方面，我们对规范研究的质量标准缺乏应有的学术判断；另一方面，现有的规范研究太过沉迷于空泛的体系建构，缺乏针对中国行政实践的原创性理论。同时．这些所谓的规范研究也因缺乏反思与批判的精神而丧失了公共性，从而无力承担起指引公共行政实践的使命。规范研究的缺失，使得中国公共行政学在理论上和应用上都处于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要消除这种危机，我们迫切需要在中国的公共行政研究中重新审视和确立规范研究路径。论文通过回顾规范研究的历史演进，阐明了规范研究的基本特征、质量标准及其对于公共行政学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检视了我国目前规范研究的得失。     

论疫情防控中的私人行政

私人机构参与公共行政越来越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手段。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授权、行政委托等方式，将部分行政职权交由私人主体行使，提高了行政机关应急行政效率，有效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但私人行政主体性质、行使职权的限度、私人主体不当行使行政职权是否需要承担公法责任等问题值得探究。从私人行政的界定、权力来源、疫情防控中典型的私人行政方式、私人主体参与疫情防控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法律规制等方面进行分析，为规范私人行政行为、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提供帮助。     

公共治理困境与公法学的理性回应

公共治理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方兴未艾的模式,但公共治理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治理"失灵",存在政府"空心化",公共行政"能力赤字"、问责过程的复杂化、成本—收益计算模糊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等困境。公共治理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也是重要的法学范畴,主要表现为公共治理以依法治理为前提,是公民参与、协商合作的持续互动,是追求平等、权利、尊严的过程。所以,面对公共治理的困境,法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彰显公共利益,树立有限政府理念,增强政府核心能力;厘清责任链,建立责任政府,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承担能力;引入成本—收益核算机制,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减少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种类,加强国家对民生的保障力度。     

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

本文在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两分的框架下,讨论了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关系。首先,文章对行政法介入社会公共行政领域的必要性作了阐述;接着提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公共行政都需要行政法的调整;最后讨论了行政法对社会公共行政进行调整时应注意到的两个重要问题。     

论我国公民纳税意识的培养

在培养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时,必须以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培养公民依法纳税的法律意识需要完善现有的税收法律体系、提高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水平、大力加强税法宣传工作。本文指出对公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的培养,需要通过税务机关的优质服务、公民对税收立法的参与、公民对税收使用过程的监督和完善的公共福利体系的建立来实现。     

行政与社会:变革中的公共行政建构逻辑

行政活动一直存在于历史发展中,但不同时期性质不同。在三权分立学说和美国宪政体制的创立中,近代行政具备了相对独立性;19世纪末行政的内涵开始从抽象走向具体,无涉利益纷争的初衷和价值中立的合理性追求使近代行政在建构阶段成为了公共行政,但在科学化道路上越走越远;20世纪后期社会问题频繁发生,行政与社会关系问题浮出水面,行政的合法性受到关注,出现了社会参与、回应性、公民主义等方案,但都经不起推敲。如今社会高速流动,承担治理功能的行政出现了障碍,需要厘清公共行政的建构逻辑,也需要号准社会变化的脉搏。     

中国公共管理的“公共性”释义

“公共性”是一个分析现代政府活动性质和行为的重要工具,对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探讨有利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研究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在这种特定环境与制度下的内涵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根本理念层面、道德层面和政治过程层面来解释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内容,分析了我国政府对公共管理的根本理念定位———公众满意,国家公务员的公共行政道德责任建设及公民参与对“公共性”实现的重要作用。     

专栏导语

<正>中国政府提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就是希望重大政策决策机制朝着更加开放、更加理性、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在这一公共行政体系的改革过程中,中国政策过程问题已成为当代公共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当代中国政策过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就是探讨和总结中国政策过程中的特点、模式和规律,更好地为中国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