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林青云奏鸣曲

廖承志同志生前曾多次风趣地说过:归侨应起“桥梁“作用。我提个建议,“侨”字能否改成“桥”字。     

中国的“内地”在哪里?

不久前,为着准备一组重头稿件,我到深圳采访,其间抽暇与几位大学同学畅叙别情。 朋友问我现况如何,未来向何。听我介绍完毕,均叹曰:“你怎么这么满足现状,不求进取?!” 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一直自认属于“进取一族”。 朋友开始给我“洗脑”:“你看看你。住两室一厅足矣,老婆有工作足矣,生了女儿足矣,办办杂志足矣,月入不到两千足矣。说来说去都是自满自足,似乎一辈子如此也足     

再“风光一回”

一日,战友贺某手握《南风窗》,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小李同志,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但有个条件——你得风光一回,请我吃一顿!”“值吗?”我疑惑地问。“值!”回答得干脆利落。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于是,我便在团部小吃店“宴请”贺某。     

我遇到的“外星人”

在香港,“外星人”的意思是此人很难接触,不通人性,和地球人脱了节。香港有些做父母的,对孩子宠爱有加。孩子长大了就表现出以我为核心的性格,对人不理不睬,对事不闻不问,故此也称为“外星人”。广州是否也有“外星人”呢?前不久,广州的一位朋友请我吃晚饭,在北京路找到一个馆子,落座之后,我试向服务员小姐问了一句:“有没有三菜鱼?”那位小姐回望一眼,便不哼不哈地返回自己的岗位。朋友点了五个菜一个汤,谁料吃到第三个菜就接不上了,我不得不再向刚才那位小姐询问,但她好象不懂我的语言,依旧不哼不哈。直到朋友准备结账了,第四道菜才端上来,而那位小姐总算启开金口:“其他的菜没有了!”我们真是可     

笑话之后的“顿悟”

帮忙 在邮局大厅内,一位老太太走到一个中年人跟前,客气地说：“先生,请帮我在明信片上写上地址好吗？”中年人按老人的要求做了。     

就虎年物价再禀“皇帝”

如果说,消费者和顾客就是皇帝的话,那么,现在“皇帝”发问了:“不是说下半年不再提价了吗?”请暂息雷霆之怒,看陛下,假如我告诉您,广州的黄金首饰可能脱销十天,您也许会说:管它呢,脱销一个月也不要紧!     

谁是“刽子手”?

90年代是一个对创造性工作极为关注的时代。企业对于员工的创意重视与否,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 假如你是企业的主管,那么请仔细往下读,检查一下自己会否在不经意中充当了“扼杀”创意的“刽子手”。 假如你是企业的员工,那么也请你仔细往下读,检查一下自己的心理承受     

“包青天”的困惑

熊国剑,湖南省江永县交通局副局长。但在江永,人们很少叫他“熊局长”,而习惯叫他“熊记者”。虽然他曾任职3年的《江永报》已停刊1年多,但叫他“熊记者”的人却日渐增多。因为,无处讨公道的农民似乎也越来越多。一度,他充满了激情,为那些找上门来的“弱势群体”尽力鼓与呼,并得到一个“包青天”的民间称号。但现在,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困惑。在给编辑的信中,他写道:“人们喜欢我的文章,是因为我所写的都是真话。后来我发现,人们对我的批评报道最为激赏,尽管我的批评报道在我的文章总量中还占不到1％的比例。但令我困惑的是,我的所作所为,却丝毫也不能为我的上司、甚至我的‘组织’所容。我不知道自己的路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     

“起草班子”

我曾多次参与过文件“起草班子”,但从来没有认真地回顾过参与这种“班子”的况味。不久前,读了维·戈·阿法纳西耶夫的《(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竟然产生了异样的感觉。 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在其举业之际,大抵是不怎么讲究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的。在此时,进发出的往往是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展现出不拘一格的创新和追求。如果过分讲求形式,盲目追求范例,囿于陈旧的框框,拘于僵死的条条,墨守陈规,削足适履,画地为牢,亦步亦趋,以致框     

“错写”一“厂”

最近,我的一位好朋友——一位在中外合资企业当秘书、书法有点造诣的“白领”,忽然祸从“字”来,被董事会炒了鱿鱼。 说来话短——只因他把“合资厂”的“廠”字,按规范的简化字写成“厂”,气恼了港方老板。 那一天,港方老板到新竣工的工厂剪彩揭幕,剪彩时还喜气洋洋,嘱咐中方经理把剪彩用的剪刀——据说含有18K金,留给显要的“嘉宾”作纪念。而在揭幕时,当把红绸布拉下,工厂的“廠”原形毕露时,他脸上的气象图马上“晴转阴”,把中方经理叫到会客厅一角,狠狠训了一顿,“‘厂’字要写成繁体字‘廠’才够威,才有(?)睇,‘厂’里面空空如也,还办什么工厂?”     

上海,“冒险”48小时

目前上海的“肝炎恐慌”已成过去了,但两个月前那一次上海之行却仍然令我心惊胆战。当我去电上海的杨君,请他帮忙预订返穗机票时,向来好客的杨君一反常态地告诉我:“这里爆发了流行性甲型肝炎,患者据说已经达到了6位数,您千万不要来上海!”正在南京的我开始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期待“合群的”中国——许纪霖访谈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的许纪霖,谈到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时的经历,感慨万千:“美国给我最强烈的印象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它的社群。” “波士顿每年秋天,都会在中央公园举行规模盛大的志愿者招募,几百个本地团体摆摊招新成员,团体大到为艾滋病者服务,小到爱猫协会,各式各样,但有个共同点,所有团体活动都是无酬的。但成员们似乎不计较这些,热心得令人吃惊。” “我曾为提高英语水平,参加教会办的培训班,教师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薪酬极高,事情也忙,但每周都要抽两个半天时间无偿为教会上课。她称这是为上帝     

百亿“巨鲸”敲响股市大门

1993年以来,中国股市曾多次低迷不振,一跌再跌,人心涣散。1994年盛夏酷热,沪、深股市穿破400点和100点,惨不忍睹。市场内外,一片悲观气氛之中,有不少人在憧憬和期待外资入市,寄望于新一轮“洋务运动”。 当然,也有人持有异议:允许外资入市,简直是“引狼入室”,在中国证券市场掠夺性地赚取利润。 外资入市,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

国文兄打来长途，说他有位朋友办着一份杂志，请他约些名人写点有关廉政建设的文章，并说张洁、叶楠、晓声等都写了。有了那些名家谈廉政，我就没有什么话说了，因为我肯定同意他们的意见。不过，由于我呆在远离北京的“老少边穷”地区，倒经常能接触到许多最普通的老百姓，不知怎的，也许我是井底之蛙，一提起“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仿佛他们比东南沿海及中原大城市的人更能代表“国情”和“特色”。     

黄浦江畔“二万五”

在我国,近年来有一百多万名领导干部光荣离休。这些南征北战忙碌了大半辈子的“老革命”,一旦告别心爱的工作岗位,将怎样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晚年将如何度过?带着一连串的疑团,我们在上海25000多名离休干部中寻访着……“退岗让位,不能忘却国家之兴盛,人民之安康!”许多离休老同志都这样说。在杨浦区,区委副书记夏良珍,1983年在区里办了离休手续,就到里弄居委会去报到。她说:“我离休了,机关工作不再参与了,但我还是个居民,里弄的事还是要做的。”从此,这位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风里来雨里去,热心为居民群众排难解愁,把     

“天之骄子”走上自毁之路

我叫俞桂章，出生在贵州省一个僻陋的小山村中，父母都是淳朴、本分的庄稼人。虽然家境贫寒．但我却一直在父母和姐姐的呵护中无忧无虑地成长。不知是天赋还是灵性，上了学之后我的学习成绩特别好，不但老师喜欢，父母高兴，就连附近的邻里也对我赞不绝口。凡有好吃的食物，都不会忘记给我留一份。那时，父母就坚毅地下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供我读书。我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学习的成绩一直在全年级的前三名之内。学校的“三好学生”我总是榜上有名．学习中的多项奖项，我也能幸运地获得，由于获得的奖状多了，细心的母亲就特意请人做了只小木箱，专门珍藏我的各种奖状。     

上海市长宁区举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培训班”

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讨论、研究公检法司“一条龙”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庭成立十周年的前夕,上海市长宁区少年案件工作指导组于1994年6月17日至18日,假座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举办了“长宁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学员有该区的公检法司从事少年案件工作的专业人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区政法委、区人大、区青保办也应邀派员参加。培训班得到了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的大力支持,该所所长徐建教授亲自为学员讲课,介绍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的概况,并请了在美国学习回国的顾伯中向学员讲授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状,该所副教授肖建国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设也作了发言。培训班还邀请上海     

“谍网”迷情

超级商场真是好去处。你看:琳琅满目的商品整齐有序地排列在货架上任由挑拣,再不须可怜兮兮地请售货员取货,也不必在买与不买之间遭小姐的白眼。你轻松自如地拣完“心水货品”(满意商品),算价时小姐纤纤玉手按几下电脑键盘,微笑说声“多谢”后还利索地“包装”     

当心!“爱”的魔爪

“的士,的士,过来,来。”“吱”,的士在法庭外边停下。“小姐,请。”“呵,不,我们要,呃,实说吧,我们要拉一个人回家,请多关照,我们多付车钱。”“绑架?!”、“嘘,她是我妹妹。”“……那……她……”。“她吗?她大学就要毕业了,偏偏信了一种很坏的邪教,我们在街上截过她几次,都不能把她弄回家。这次是爸爸的主意,到法庭告她出走,由法庭传她,呃,反正法例规定是成年人不受约束,等一     

美国封质疑“高玉宝”

我在美国探亲时，住所旁边就是一座小学。不同肤色孩子的歌声和笑语，常常在我的耳畔回绕。 侄孙女贵贵就在这座小学读三年级。 那天放学回家，贵贵给我带回一封信，说是她们学校写给我的邀请函：请我在方便的时候为该校三年级的美国娃娃们讲讲“中国故事”。我说我不会说英文。贵贵说，她可以当翻译。我说，那就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