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媒体监督成行政问责依据

云南省3月1日正式施行《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问责办法》明确提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根据《问责办法》，以下10种情形列入问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独断专行、决策失误；滥用职权、违法行政：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云南：媒体监督成行政问责依据

据人民网昆明2月14日电，从3月1日起，云南省将施行《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问责办法》明确提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问责办法》规范了问责的主体、方式和程序等内容，是以云南省政府名义制定的首个行政问责办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独断专行、决策失误；滥用职权、违法行政；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等10种情形列入问责。具体的问责方式包括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及建议免职。     

公民问责的新思考：依据、价值与路径解析

公民问责是行政问责的重要方式之一，有着坚实的依据和独特价值。人民主权理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公民问责的理论依据，宪法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定是其宪法依据。公民问责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扩大了行政问责的范围；问责热情高，态度坚决；形成对政府权力的全面监督等。当前必须从加强公民问责文化建设、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健全公民问责的相关制度与程序等方面入手，促进公民问责的健康发展。     

数据

3月1日起实施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规定，省政府所属部门和各州市领导班子正副职，如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将被行政问责。10种情形列入问责，包括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独断专行、决策失误；滥用职权、违法行政；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不求进取、     

官员问责从风暴走向制度

近段时间，一批官员因严重失职酿成重大责任事故而被问责。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辞职，到三鹿奶粉事件导致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等一批官员相继被免职；从河南登封煤矿事故后第二天市长被建议免职，到阳宗海污染事件中玉溪副市长被令引咎辞职，让我们看到失职问责已经成为监督百官的利器。     

网络公民问责的异化及其消解

王天笑在《理论导刊》2011年第1期撰文认为，网络公民问责，是基于网络路径的公民问责形式，是公民问责在网络领域的延伸和发展。相较于传统的公民问责而言，网络公民问责具有一系列独特的价值和优势；同时，其发展也面临着激情问责、无序问责等一系列异化现象的阻碍。在网络公民问责日渐兴起的背景下，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     

试论人大质询制度的完善

质询存任的问题 质询是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问责“一府两院”的重要方式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应以问责为常事；人大代表作为人民的委托人，应以问责为己任。但是，人大质询的制度设计远未达到预期的问责目的。我国的质询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行政问责必须实现五个转变

要使政府行政问责达到应有的效力,必须实现五个转变：即在制度上,由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转变;在行政理念上,由消极被动问责向积极主动问责转变;在主体层面上,由以同体问责为主向同体、异体相结合,以＂异体＂问责为主转变;在客体上,由结果问责为主向结果与过程并重问责转变;在运作层面上,由暗箱问责向阳光问责转变。     

论党内问责的归责原则——以规范分析为进路

从规范层面来看，归责原则的确立对于党内问责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其关系到问责对象的范围、问责情形的设置和问责方式的适用等问题。在确立党内问责的归责原则时，必须遵循如下标准：一是要区分行为过程和结果并能够形成对二者的双重权衡；二是要实现约束和激励的并重兼容；三是要体现对民意的回应。从既有归责原则的规范构造来看，虽然初步确立了行为责任原则、结果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但是存在归责原则的性质及其内容含混不清、适用对象区分不明和适用比例不够合理等诸多不足之处。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给出完善建议：首先，采用一般条款和类型化设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归责原则的构造；其次，建立适合归责原则具体化适用的责任清单制度；最后，明确和细化免责事由的内容。     

走向法制化的问责

干部问责制从“问世”到全面推行，一直备受关注，令社会各界充满期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体现了中央全面推进问责制的决心。这一规定的出台，必然会给问责实践带来深远的影响。规范问责：从政策问责到依法问责我国的干部问责制遵循着先实践后规范，边实践边规范的路线图。从1995年的“责令辞职”开始，     

官员问贾从“风暴”趋制度各级问责办法出台

据新华网报道，2009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关规定．对7036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在过去的一年里．从中央到各地问责办法的纷纷出台，到一批批官员被问责下马，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教授看来．这表明，党和国家在廉政建设以及公务员作风建设上，     

官员问责难题与西方话语霸权祛魅

问责是以归因为基础，以课责为关键的反映问责人与责任人控权关系的机制。在学理上，官员问责存在职责交叉难题、责任归因难题、多种惩罚逻辑的课责难题，本质上是复杂治理形势与民主政治要求之间张力的产物，是全球公共行政现象。但西方学界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存在两种话语霸权：一种社会中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选举政治上，关注于选民在问责上的主体地位，忽视国家自身的归因需求和课责能力，称中国没有问责制；一种中国威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课责机制上，认为中国威权国家政体“无需”和“无力”课责，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攻击。面对西方的问责话语霸权，国内问责研究需批判意识形态攻击，并摆脱理论贫困，从实践中挖掘中国官员问责特殊性，从理论上提升中国官员问责解释的普遍性。     

人大对其任命干部应进行培训

云南“问责风暴”引来了一片叫好声。8月21日，云南省监察厅向新闻媒体通报了《行政问责办法》、《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4项制度实施半年来的成效：截至8月20日，云南全省先后问责各级领导干部542人，其中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171人、乡科级干部295人；给予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问责的169人，占总数的31．18％。     

政策信息

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央对党员领导干部诫勉谈话作出规定；中组部印发加强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环保问责 直接到人；重庆：公务员信用档案年内建立。     

基层清单法问责制度创新的成就与限度——以浙江省Y区“清单法”为例

对基层公权力施加有效问责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实现有效领导的重要方式。以规范基层公权力运行为目标的清单法有助于厘清政府、社会与公民的权责边界，为公职人员和普通公民提供双向保护；在不干涉原有行政职能的前提下，为行政工作的规范开展提供制度保障。清单法问责制度的设计以“增益性确权”为理念，制度的落实以“谋求共识”为导向，制度的推广则呈现“渐进动员”的特征。然而，基层问责制度创新也应避免落入文牍主义的陷阱；基层政府需要警惕“改而不变”的困境，对创新效果评定方法的适用性也亟待反思。克服问责制度创新的困难，需要调整以短期目标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方式，以多方合作的形式制定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方法。     

本月组织生活提示

正全面从严治党唤醒责任意识7月中旬,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作为我们党制定的又一部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问责条例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进一步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石,向全党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从规定6种问责情形,到明确7种问责方式,再到规定问责时限、实行"终身问责",1700余字的     

行政问责主体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转化的历史必然及其构建

我国行政机关中实行的同体问责制,存在着问责范围窄、问责力度弱、问责效用差等缺陷。构建以共产党为核心、人大为中枢,民主党派、社会团体、舆论媒体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问责体系是多元问责价值理念的现实要求。要实现由同体问责向多元主体问责的转变,就要着力培植多元问责土壤,完善多元主体问责机制,实现问责体系制度化,确保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探索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

谭琪、齐秀强在《理论前沿）2009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目前制约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关键是四对矛盾的存在，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矛盾，“火线问责”与制度问责、常态问责之矛盾，问责“大”与“小”之矛盾，责任“轻”与“重”之矛盾。因此，为使官员问责形成长效机制，应当着力于三个方面来探寻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之路。一是实行绩效问责，作为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突破口。通过绩效评估来强化问责，     

问责政治的逻辑:在问责与避责之间

问责政治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问责与避责相伴而生。从责任、因果关系和时间层面来看,问责与避责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之间的对立可以从机构性、表象性和政策性策略三个维度理解。这种对立观的形成,源自对问责概念的片面理解和对避责行为的单一认识。要超越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而相互促进,就需要重新认识问责概念的沟通意涵、正视避责行为的正面效果、建立问责与避责相连接的机制。从根本上讲,问责与避责关系认识上的分歧,是由特定的文化所形塑的,只有深入到不同责任政治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够深刻理解问责政治的内在逻辑。     

省情要览

省委中心组：今年下半年将每月安排一场学习讲座　内容包括核电、航天、热带农业、国际旅游岛、物权法等；第四届珠洽会在长沙举行，海南省代表团团长、省长罗保铭在“高层论坛”上提出：加强和深化区域合作，联手打造世界级黄金旅游区；贯彻落实海南省第五次党代会精神——省直工委开展“如何突出‘特’字大家讲、大家想、大家做”活动；我省出台干部问责规定严重问题问责党政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