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民的名义“追问”

5月14日,一份特别的“建议书”被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认为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至今仍在使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这份薄薄的公民建议书,以民间形式启动了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权的程序,罕有先例。建议人在落款处郑重签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俞江,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腾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他们还有一个共同身份:法学博士…     

国家拟出台《人名规范用字表》起名不可太冷僻

三名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     

“孙志刚案”余音未止——从废止收容遣送办法谈违宪审查运行机制的建立

发生在今年春夏之交的“孙志刚案”,引发了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和批判。孙志刚因未携带身份证,无端被收容直至在收容所被殴打致死。人们在愤慨之余,在关切处理结果之际,5月16日,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公民的身份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第381号令,决定《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国务院以超乎寻常的工作效率,出台了体现权利本位、人文关怀的新法,果断地废止了收容遣送办法。这样的速度这样的…     

希望拔出萝卜带出泥——从孙志刚案到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引发的法律联想

2003年3月,广州发生了一起至今仍倍受国人关注的案件,在广州市打工的湖北籍青年孙志刚因无暂住证,先被广州市天河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带到派出所盘问,后被作为“三无”人员送至天河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和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过程中因遭被收治的其他人员殴打致死。这一事件发生后,由于新闻媒体及时报道,以致国人皆知,北京邮电大学许志永等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等五位法律学者联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审查《收容遣送办法》,罗干、周永康、张德江…     

违宪审查与机制保障

三位中国公民日前的一个举动引人瞩目——可能也引人侧目。他们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一个行政法规进行违宪审查(见5月1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那个有“违宪”嫌疑的法规是个什么“东东”?区区六百字,寥寥十二条,可是从1982年5月12日发布施行至今,太岁头上没人给动过土,那就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而它的“实施细则(试行)”从1982年10月15日开始“试行”,“试”了二十多年还在继续“试”着。事情的缘起是近期影响巨大的武汉青年孙志刚命丧广州收容救治站事件。 这个事件的最新进展是“涉案的1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公安机…     

聚焦"收容遣送"制度

湖北青年孙志刚命丧广州收容救治站事件发生后,引起舆论再次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公民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而随着《立法法》的出台,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也存在重大问题! 《了望》周刊最近载文指出:“孙志刚事件”和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事件,也许将被记入中国依法治国的历史之中:这是中国公民首次行使违宪审查建议权,由此引发的关于全国人大应当尽快启动违宪审查制度的讨论,也将对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网络时代的影响性诉讼及其法治影响力（上）——基于2005--2009年度影响性诉讼的实证分析

2003年春，经媒体披露，因未携带身份证件而含冤死在收容遣送所的大学生孙志刚的悲惨遭遇激发了公众积蓄已久的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三博士”和“五学者”先後上书之後，国务院废止实施了21年的《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入由于通过民情民意和社会舆论有效实现了促进政府和立法者审视、检讨和废止既有法规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孙志刚案件”开启了以个案影响法治的影响性诉讼的先河。     

绕不过去的法规审查

5月14日,许志永、俞江和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书,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事实上,在正式递交的建议书上,我们没有提到孙志刚事件一字一     

公民要“用足”自己的权利

近几天,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几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一件是有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公民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法律审查的建议书。另一件,在今年的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选举中,有四位公民分别在不同选区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直接参加了选举。其中邹家健的“自荐”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而最新消息说,独立候选人王亮在其所在的选区以高票击败正式候选人当选,这在全国还是首例。这两件事件本身是互不搭界的,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以公民的身份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这两件事还…     

不能总以悲剧性个案推进法治

成都因房屋强制拆迁导致自焚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5名法学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书，建议立法机关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条例》或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进行修改。他们希望通过这次上书能够推动我国宪法、立法法设计和确立的法规违宪、违宪审查制度实际运作起来。     

党内备案审查机关的合宪性审查职能

党内备案审查机关应当承担初步的合宪性审查职能，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针对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处理建议。《党内法规备案审查规定》第11条有关合宪性审查的规定应当符合《宪法》中宪法解释权、宪法监督权以及保证宪法实施义务的规范意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权派生于宪法解释权，这是一种终局性的合宪性审查权。党内备案审查机关履行的是保证宪法实施义务，它可以宪法为依据对党内法规进行审查，但不能作出终局的合宪性审查结论。在审查标准上，合宪性审查对于党的领导和监督保障法规应当以比例原则为审查标准，而对党的组织和自身建设法规实施审查则以是否具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为标准。     

法治动态

违宪审查机制启动关键一步 《中国青年报》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士证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于5月成立了法规审查备案室,该工作室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审查有关法律法规是否与宪法相冲突和抵触。成立专门机构审查地方法规是否违法违宪,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是首次。     

药品广告审查办法

第一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二条凡利用各种媒介或形式发布药品广告,包括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产品宣传材料,均应当按照本办法进行审查。第三条药品广告审查的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三)国家有关广告管理的行政法规及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制定的广告审查标准。第四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为药品广告的审查机关。广告审查机关在同级广告监督管理机关的指导下,对药品广告进行审查。药品广告审查机关负有向广告监督管理机关提出对违法药品广告进行查处的责任。第五条利用重点媒介发布的药品广告,     

尊重人:良法的必然选择——写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施行之际

随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也随之施行了。乍一看这两部法规的标题似乎没有太大差别,但仔细一看,“关键词”变了,即把过去的“收容遣送”改作了如今的“救助管理”。     

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的法律困境与制度完善

我国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的法律依据是《立法法》。《立法法》是在理顺法律规范文件间关系时引申出违宪审查问题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权不能实际发挥作用。《立法法》中公民启动的违宪审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权，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缺少具体的操作程序设计，由此导致《立法法》中“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的虚置。所以，必须从制度的高度重新设计并推动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的落实。     

司法时事系列评论（之二）

时事关键词之一:司法审查《行政诉讼法》将面临“大修”。据《新京报》等媒体8月22日报道,《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已经完成,全国人大法工委有关负责人称明年有望列入立法计划。《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的亮点之一就是提出政府文件将纳入司法审查。《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提出:“人民检察院认为,行政规章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违反法律、法规,可以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就意味着政府的“红头文件”将纳入司法机关的审查范围。此建议稿已经提供给全国人大法工委,目前还处于收集各方意见的汇总阶段,明年将列入全…     

行政合同司法审查的理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5条、第5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有权“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进行审查”。依据这些规定,我国的司法审查可以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国家司法活动。这一概念包含下列四个因素:第一,行使司法审查权的主体是人民法院;第二,司法审查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第三,司法审查的依据是法律、行政法规及地…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规备案审查上,长期以来采取的是备案并行主动审查的做法;《立法法》制定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规审查上转而采取被动审查与主动审查相结合的做法。从实践来看,无论哪种做法均收效甚微。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应建立以重新构建的被动审查制度为主、以省级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主导的法规清理和立法评估等制度为辅的全方位、立体式、各机关互相协作的法规审查体系。     

《对外关系法》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新发展

2023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30条第2款明确规定“国家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和协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是我国法律文本首次明确条约与宪法之间的效力关系以及真正在制定法规则体系中确立了“宪法至上”原则。根据《对外关系法》的相关规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确立的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职权为核心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不仅使得审查对象的范围得到了拓展,更重要的是合宪性审查有了新的法律依据。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可以成为合宪性审查的确定性标准。因此,《对外关系法》的正式实施为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注入了新活力,使得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在制定法规则体系中获得了最高的法律权威,有助于推动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     

我国收容制度始末

196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 的报告》,决定在大中城市设立"收容遣送站",以民政部门为主, 负责将"盲流"收容起来并遣送回原籍,与此同时也提出公安机 关要对收容对象进行审查鉴别。这是我国收容制度的发端,主要 针对的是因三年自然灾害而进城的农民。 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文革"期间,因户籍制度强化对 城市人口的严格控制,盲流人口不多,主要是少量的乞讨者,这 期间的公检法加强了对这部分人员的执法力度,盲流人口变成 被管制对象。 70年代末因改革开放,农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为 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保障城市安全,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收容遣送"的正式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 办法》,收容制度全面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