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展望

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重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术,即以属地管辖和行政内部发包制为特征、由职权同构和行政分权构成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结构为基本治理结构。为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现实要求,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必须根据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设计,对既有的地方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民主化和地方自治促进和改善地方治理,使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产权、财税权和人事权等制度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主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理论

虽然主权概念将继续长期存在,但是主权的意涵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再是终极的、神秘的、不可名状的权力,而只是政府或人民在实际统治过程中行使的具体权力之总称。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主权也具备不同的结构和特征,但是一旦进入具体制度领域,主权概念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单一制国家的主权原子可以和联邦制国家具有同样复杂的结构,甚至可以比联邦制国家更分裂。关于主权理论的探讨表明,主权在当代基本上只是表征国家核心权力的一种方便的称呼。在传统的民族国家日益衰微、新型国家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的国际环境下,主权概念的实际意义必然不断下降。与其在理论上纠缠不清,不如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国家权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复杂分配。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都必须谨慎考察和处理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的关系。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地方自治是否具有宪法地位。实践表明,单一制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赋予和联邦国家同等程度的地方自治。究竟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更能促进地方自治,目前并无定论。只有告别传统主权的概念范式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研究才能开启一个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新时代。     

基于地方自治的韩国央地分权研究

韩国的央地事权划分以地方自治为载体。从历史来看,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经过了初试、转型、复苏和深化等不同阶段,不过,在各阶段具有不同的动力来源。从法律角度来看,《大韩民国宪法》和《地方自治法》是央地事权划分主要的法律依据;从基本特征而言,韩国的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属于国家权力体系内的分权,并以大陆法系为底色,其主导者仍然为中央政府,并具有多重二元结构。韩国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的实践在思想认识基础、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借鉴外来制度、央地沟通协调机制和公民参与等方面,对于我国的央地事权划分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关于加强区域间的府际关系探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政府间的横向联系加强.利益的驱动以及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促使地区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蓬勃展开,但是某些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的存在阻碍了地区乃至全局的发展.因此,理顺政府之间的关系,继续加强政府间合作是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狄龙规则与地方自治:美国的实践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启示

狄龙规则与地方自治规则是调整美国纵向府际关系的两大重要法案,它们在现实中相互制约、相互协调,构成了美国纵向府际关系的制度基础。中美两国同为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因此狄龙规则与地方自治规则变迁的历史可以对我国纵向府际关系调整提供借鉴意义。要构建复合制衡机制、完善程序法治保障、探索分权式单一制体制、创造政府间良好竞争氛围、纵向权力划分兼顾财权与事权以及破解"职责同构"并推进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与运行差异化,从而实现纵向府际关系的协调与良性发展。     

地方政府府际关系的协调：和谐社会构建视角

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增强社会整体创造活力、提高社会建设和管理水平以及有效化解区域治理过程产生的矛盾，必须协调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协调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必须强化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促进地方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     

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法治化探究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实施,立法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又是我国立法体制中的重大特色。从依法治国战略的角度考察,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在法制建设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却直接影响了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并势必制约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的健康运行。     

地方治理结构优化:调节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思路

建国后,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处于动态调整和不断变化之中.改革开放通过机制变迁解决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问题,为"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生成提供了坚强的制度支撑,但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为中央调控增加了困难."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模式不再能全面概括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景象,简单收权也很难有效规避地方行为,地方治理失控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难题.中央政府必须从顶层重新审视和设计中央地方关系,通过优化地方治理结构来调节地方政府行为.     

比较视野中的分权：建立有效的、民主的地方治理的一些经验

过去二十年中全球政府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一个最重要趋势是建立和加强地方治理运动。要求增加政府回应和政府责任,同时要求政府与许多国际组织和慈善组织协同工作在这一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运动的历史足迹可以追溯到比过去二十年更久远的年代。事实上,在罗素和托克维尔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对于发展强有力和有效的地方政府给予了很多关注,并且认为建立和发展强有力和有效的地方政府是建立和发展民主的治理进程中的关键性因素。     

简评宪法文本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

中央与地方分权及地方自治问题是典型的宪法问题,应在现有宪政框架内,运用法治手段、民主手段以及努力实现信息沟通途径的畅通来加以解决。     

基于有效治理的城市治理创新逻辑

城市治理体系创新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重点。特定的城市化进程及其面临的种种特殊治理难题,决定了中国城市治理既要顺应城市善治的变革潮流,更要基于实现城市有效治理的现实目标,探索和建构激发城市活力与维系城市社会秩序有机统一、扩展市民权利与保障公共权力规范化运行良性互动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     

欠发达地区维稳治理机制构建思考

欠发达地区维稳应注重各方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它将政治民主同社会管理结合,立足实际、着眼未来,尽力体现社会引导、协商调节、规范监控、系统跨越等特征。不仅要争取较低社会成本的较好维稳效果,还要以之带动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政治及社会建设。     

有效教育治理体系构建的几个重要维度

教育治理是近年来在教育领域内人们关注比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可对究竟如何治理与如何有效治理,人们却在不断争论.其实,要想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必须构建一个有效的教育治理体系,而这一体系必须围绕以下几个重要维度来构建:治理目标、治理原则、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保障、治理效果的评价.     

政府采购中的共谋行为分析及有效治理的对策探讨

政府采购过程中，尽管存在着多层级的代理人网络和有着诸如采购官员与政府财政部门间的共谋等多种共谋形式，但共谋出现的原因总体而言又主要体现在必须要存在多层级的代理人、委托人与代理人双方的信息资源不对称以及代理人必须要拥有相应的权力等三个方面。为有效地治理政府采购中的共谋行为，也就需要在加强制度约束和管理监督、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增强信息资源的共享与透明度等方面多下功夫。     

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竞争力：作用机理和形成路径

对公司治理文化和企业竞争力的研究都是关注企业如何更好地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两者之间的研究是相对独立的。基于对我国企业的经验分析,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竞争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从生成层面和形成主体的不同,企业文化可分为公司治理文化、管理文化和执行文化,且公司治理文化直接影响着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是构成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我们通过一个崭新的视角:公司治理文化-企业文化-心理契约-组织公民行为-组织绩效-企业竞争力,来解释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公司治理文化构成企业竞争力的路径模式。这对于我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文化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     

新时代中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乡村治理——基本目标、主要经验与对策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加大中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治理和农村贫困治理成为弥补生态文明建设和民生领域短板的重要举措,建立生态与民生相互促进并加快改善的机制成为中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治理的基本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关系逐渐由指导关系为主演变为合作关系为主,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村级治理体系逐步建立和健全,村民小组(自然村)的自治功能逐渐强化,村级集体经济开始发展壮大,村民主体性的激发机制逐步完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必须顺应这些变化并进一步提高其乡村治理绩效,以促进这些地区的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建设.     

契约伦理与公共行政精神——公共合同有效治理的两个维度

公共合同的本质在于政府与缔约对方以合同为纽带,在向公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明确各自所享有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在公共合同中,作为契约一方的政府官员,既有官职又是合同的参与者。前者是一种垂直的、以等级权威作为基础的政府行为模式;后者则是平行的、以商业交易中的谈判为基础的行为模式。管理公共合同的政府官员要在纵向和横向的交叉点上运作,既要坚守契约伦理,又要持守公共行政精神。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数字技术为公共服务供给带来新的方式和体验,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成为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公共部门提高公众满意度的必要前提。在阐述数字化公共服务的逻辑机理基础上,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从服务成本、服务效率、服务效益、公众满意、公众参与五方面构建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评价体系,最后从创新理念、数据共享、部门协作、需求导向四个角度提出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