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一)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两党都力争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围绕着领导权,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瞒争取抗战领导权的意图。这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有过详尽的论证。毛泽东的主要论点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①,“而两个阶段必须     

中共四大期间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论争

一、中共四大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论争（一）思想的萌芽：“劳工神圣”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一大，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初步形成。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就已经认识到由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罗斯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     

中共四大期间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论争

一、中共四大前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论争（一）思想的萌芽：“劳工神圣”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一大，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初步形成。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就已经认识到由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罗斯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     

一月份党史上的几个第一

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认识是逐步明确与加深的。邓中夏、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1923年1月18日,蔡和森撰文,认为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上已成为一种新势力”,“是解救全中国人民之革命的真势力”。1925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确     

王苹电影叙事范式再解读——兼及新中国30年电影

王苹是新中国最为重要的电影导演之一,作品蕴含的女性解放思想与阶级革命诉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像表达,也是中国女性电影的起点。通过王苹等导演的艺术实践,新中国电影成功地建构了追溯革命、塑造新人、想象乌托邦的主流叙事范式,确立了革命阶级在电影领域的言说地位及文化领导权。以王苹导演为代表的新中国30年电影的艺术探索,已成为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理论溯源

领导权问题一直是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重要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探索并回答了如何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问题。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者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革命彻底性决定了其对革命的领导权。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在革命中坚持独立的领导地位,在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后,更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充分领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理论来源。     

阶级与党:中共革命领导权双主体的形成与整合(1925～1935)

对中共而言,领导权理论中有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两个主体。中共于1925年就已经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才进一步明确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这两个领导权的提出对共产国际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种领导权之间的张力逐渐显现。白区党组织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较多,保证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但中共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不断被削弱;苏区党组织牢牢掌握了领导权,但却面临党的阶级成分农民化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遭受挑战。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通过思想建党实现了领导权主体的整合。     

中国百年(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却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8月,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此后,国民党内新老右派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利用已经窃取的重要权力,加紧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先后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同时,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     

谭平山在共产国际

１９２６年 ,中国革命形势急剧发展。随着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斗争的胜利进展 ,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新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也日益加紧进行。１月 ,国民党“二大”前后的斗争 ;３月的中山舰事件 ;５月的整理党务 ,反映出在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 ,蒋介石篡夺领导权的野心更为昭著。但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某些领导人对此却缺乏警觉。在出征前 ,军事顾问加仑曾让周恩来请示中央 :我们在北伐中帮助还是削弱蒋介石？当时中央没有认真讨论这个问题。张国焘只说 :“我们在北伐中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 ,也…     

中共党团的产生与强化:苏联因素、革命语境与制度竞争

中共党团是党组的前身,其产生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内外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苏联因素,中共党团在俄国共产党制度输出与早期共产党人对俄共(布)进行制度模仿的双重动力下产生;二是革命语境,在中国革命建国的语境下,建立党团是加强党对工会和工人运动领导,进一步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需要;三是制度竞争,国民党党团对中共党团在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和两党合作斗争等方面形成的竞争态势,成为中共党团不断强化的重要原因。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其诠释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是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贯穿着葛兰西对东方与西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文化战略与政治战略及其关系的深刻思考,构成了葛兰西总体性革命战略的核心内容。在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翼的文化主义转向中,“文化领导权”这个源自葛兰西的话题偏离了葛兰西的本意,它把话语等同于实践,对葛兰西思想进行文化主义的诠释。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地、客观地理解葛兰西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抗战初期周恩来对争取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及其实践

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中国革命的前途。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比大革命时期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在这个时期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不仅在思想上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在实践中为争取革命领导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周恩来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和实践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宝库。     

中国革命史 大革命时期

大革命时期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 初期一大革命准备时期。从一九二三年“二七”罢工失败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前。这期间党确定了统一战线政策,召开了“三大”,实现了国共合作,推动了工农运动的恢复与发展,为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期一大革命高潮时期。从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央特别会议前。从“五卅”运动高潮到北伐的高潮,斗争形式从政治罢工到武装夺取政权。随着革命高潮的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党内右倾妥协退让错误终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后期一大革命从胜利转向失败。指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国内的主要矛盾从人民大众与旧军阀的矛盾转向人民大众与新军阀的矛盾。党中央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召开的汉口特别会议,标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陈独秀全面放弃革命领导权,给革命造成了危机。自“四·一二”到“七·一五”蒋、汪相继叛变,革命走向失败。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内蕴及其叙事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厚的文化内蕴和独特的叙事结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标识，使其有别于任何一国的现代化，在文化叙事的结构中居基础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中轴，决定了它的基本面貌与内容，在叙事结构中居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特质，是解开中国发展的一把钥匙，在叙事结构犹如船体的“龙骨”；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人类的进步追求，这构成这一叙事的世界面向。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对于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有着重要意义。     

王明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者,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夺取了最高领导权,上台伊始,他就对毛泽东等持不同意见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渐走上中共领导     

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 ,不仅要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领导权 ,还要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而且后者在目前尤显重要。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需诸多条件。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中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为完成这项任务提供了重要指导 ,从而成为顺利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关键。一、问题的提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 (１８９１-１９３７)在其巨著《狱中札记》中详细论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按照葛兰西的解释 ,文化领导权与通常意…     

大革命中中共为何放弃武装斗争领导权

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由多种原因构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就内部原因而言,除蒋介石、汪精卫等背叛革命、中共党不成熟外,最根本的还是共产国际和原苏联(下同)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放弃了对统一战线、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本文就武装斗争领导权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共产国际和苏联认为,国民党是个“工农党”,应全力帮助国民党建设国民革命军,     

“历史”对话“现实”: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当代解读与应用

我国正处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异常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新挑战的背景下,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化领导权”及相关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足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基本理论,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设和实践需要,分析当前文化领导权理论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建构以人为本的哲学社会科学,建立自主话语体系;批判西方错误文化思潮,增强文化自信和自觉;净化网络生态“新阵地”,提升文化领导权的传播力;重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从而在学理上为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支撑,形成中国话语“阵地”。     

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一、共产国际放弃了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和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的革命性估计过高,而对中国工人阶级、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实质是反对中共对革命的领导。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帮助国民党“成功一个民众党”。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打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他还说:“中国的真正革命者的首要职务,就是实现国民革命”,因此必须宣传、引导农民、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共对“布尔什维克化”的认识演进

“布尔什维克化”是共产国际提出的重要概念,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和党建的主流思路。然而,自引入该概念以来,中共内部一直存在着究竟要听命于共产国际还是要立足于中国本土实际的争端。探究1925—1927年中共有关“布尔什维克化”的认识过程,可以较为清晰地厘清共产国际和中共在领导权威、组织规则、话语体系等方面的纷争与整合。首先,中共吸纳“布尔什维克化”概念,意识到推动党的群众化与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其次,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更为看重组织建设的决定作用,提出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建目标;最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反思组织和策略方面的弊病,在原有概念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将架构合理有效的组织体系视为核心问题,以党的工农化实现彻底的“布尔什维克化”。简言之,在共产国际指导和中共内部改造的双重影响下,中共形成对“布尔什维克化”的初始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