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自我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概念辨析

科学区分“党的自我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两个概念,对于提高新时代党的建设学科体系科学化规范化建设水平至关重要。“党的自我革命”是党的建设学科核心概念,其内涵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交叉重叠。但是,二者在构成要素、精神实质、对象性观照、内在逻辑关系处理、具体内涵的展开等方面存有差异,切不可轻易混用。同时,我们又要坚持党的建设学科研究的开放性,科学把握二者的有机联系,深刻认识党的自我革命是全面深入落实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理论升华,全面从严治党以其丰富内涵诠释了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是新时代党着力推进的最深刻的自我革命。正确理解二者的应用场域,有利于拓展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路径,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举措。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之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

历史周期率是黄炎培基于家、国、团体兴衰现象向毛泽东提出的历史问题。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历史周期率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和使命与跳出历史周期率合二为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开辟出航道。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接续探索的课题。从根本上说,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伴随统筹推进“四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战略举措和成功实践。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党锻炼成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治本之策。     

马克思与巴枯宁的社会革命观比较——以巴黎公社为中心

马克思与巴枯宁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和关于革命实践的论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二人围绕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进行分析和阐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分歧。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的爆发必须具备合适的主客观条件,即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与无产阶级作为自为阶级而存在;据此,巴黎公社尝试以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帝国政制,在客观条件并不充分的前提下,仍然对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进行了探索。巴枯宁则认为,社会革命的爆发以现实政治动荡为客观条件,并呼吁无产者同农民阶级组成同盟军;他将这一时期连同巴黎公社在内的法国革命视为无政府主义者对抗帝国政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革命观的影响下,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巴枯宁主张的“总罢工”道路给欧洲无产阶级带来重大损失;而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斗争道路,则推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走向成熟。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行动逻辑——习近平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

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如果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特点的话,纪律建设的强化无疑是一大亮点。习近平在强调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治本之策的基础上,阐明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严明政治纪律为重点、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和用好“四种形态”的行动逻辑。这一实践逻辑,蕴含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正确的解决路径,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重要构成,也从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和年终大奖

2014年12月16日,新华网刊文《习总书记首谈＂四个全面＂意味着什么》;12月17日,人民网刊文《习近平首提＂四个全面＂吹响治国理政＂集结号＂》。作为中央级新闻网站最重要的两家,新华网与人民网这前后的一问一答,已将＂四个全面＂上升到了治国理念当中,丰富了执政话语。与此同时,也进一步诠释了外界对习近平这一＂新设计师＂的...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在全面深化改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全会取得的一个重大政治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并确认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领会确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意义,是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百年党史的叙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对于研究和叙述历史而言,“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研究历史要“论（逻辑）从史出”,叙述历史要“史论结合”,要做到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整个人类历史后得出的“论”。毛泽东概括了社会革命一般规律,即“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也就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力”革命。从1919年到2012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正是这样一轮革命。而按照无产阶级革命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轮。“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和创新,为叙述百年党史提供了新的方法。     

大气污染防治区域政府间合作的制度逻辑——以京津冀为例

公共问题的跨域性和复杂性使其成为公共治理面临的棘手问题。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成效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空气质量改善成效显著,关键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发挥了有效作用。以京津冀为例,运用单案例分析方法解释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中区域政府间合作的制度逻辑。中央驱动作为一种纵向整合机制,主要是从价值驱动和目标驱动两个维度,通过领导小组机制、动员机制和巡视督察机制作用于政府间合作。作为横向利益协调的制度激励,主要通过正向制度激励增加合作方的合作净收益,确保合作的可持续性;通过负向制度激励进行有效监督,以实现可信承诺。纵向整合机制和横向激励机制互为依托,推进了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社会资本与区域合作的关系——以欧盟与东北亚区域合作为例

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程度,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相对滞后.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视角,借助博弈分析先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区域合作的积极意义,并通过考察欧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社会资本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指出欧洲历史上社会资本的形成有着丰富的投入与积累,正是社会资本这一网络关系,跨越了地界、国界和民族,既扮演区域一体化的推动者,也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实施者.本文同时指出,由于历史原因,东北亚区域各国普遍缺乏相互信任、历史认同与区位归属,使得社会资本积累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条件,从而阻碍或者延缓了东北亚区域的合作.因此,增加社会资本投资,改善社会资本形式,有效利用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东北亚区域的合作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党建的“社会建构”逻辑——基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视角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建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党建创新的根基在基层,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党建创新的重要目标。当前,我国多数城市社区本质上属于单纯的“地域性”社区。要实现由单纯的“地域性”社区,到社区共同体,再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转变与提升,须解决目前社区治理“内卷化”引致的治理体系不健全、市民“原子化”引致的居民主体性缺失等难题,对此,推动社区党建的“社会建构”成为必然选择。理解社区的“过程性”特质、正视社区治理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成为社区党建“社会建构”的逻辑起点。以“主体补位”应对社区治理主体不健全,以“社会培育”应对社区居民主体性缺失,构成了社区党建“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     

公民社会组织对欧盟政策制定的影响——以生物技术政策为例

欧洲的公民社会组织虽然不具备正式的决策权,但在欧盟一些政策领域已经成为重要的参与者。但是学界对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影响欧盟的政策制定仍然众说纷纭。本文选择若干议程设置理论建立起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通过透视环保组织在欧盟生物技术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尝试性地探讨公民社会组织对欧盟政策制定的作用方式以及影响其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     

女性社会价值评价与性别问题——以“谁是日本社会的女性人生赢家”为例

文章通过以"谁是日本社会女性的人生赢家"为议题分析了现代日本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评价标准。日本社会对成功女性的评价存在"家庭角色(妻子、母亲)+α"这样一个模式。文中对该模式的形成及其反映的女性性别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日本社会对女性"赢家"的评价表明了家庭角色实现是女性成功的首要条件,其次才是女性社会性贡献及价值的内容。     

日本废弃物管理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以日本大量废弃型社会为例（1970－1999）

国内关于日本废弃物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循环型社会的形成、法律体系、技术和模式；相对于日本大量废弃型社会的废弃物管理制度的研究极少，由此忽略了前后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转变过程。文章从废弃物处理责任、处理技术等方面系统地考察分析了日本大量废弃型社会的废弃物管理制度，阐明大量废弃型社会废弃物管理制度的存在问题，进而说明日本为何从大量废弃型社会迈向循环型社会的原因及其途径，以期对我国废弃物管理制度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五微共享、五联共治”: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以南京建邺区江心洲街道为例

基层党建在构建符合城市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在基层党组织的引导下,南京市江心洲街道抓住“中新国际生态科技岛”建设的机遇,创造性地进行了具有江心洲特色的“五微共享、五联共治”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探索。系统阐述“五微”“五联”的基本内涵,总结出其在职能定位、结构优化、机制整合和赋权保障方面的经验做法,并进一步探索现代化社区建设中党建智能化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启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韩国低生育应对政策的演变、效果与趋势(2006～2021)——以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为中心

为应对低生育问题,韩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内容涵盖了生育、养育、“工作—家庭”平衡,青年群体支援等诸多方面,但并未能有效提升生育率。究其原因,主要与政策的支持对象不够广泛、“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实际效果有限、财政投入不足和分配不均以及未能触及社会结构性因素等有关。本文梳理了韩国第一至第四次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的演变过程和内容,并重点关注新推出的第四次基本计划,认为现行计划在政策方向、促进战略和政策关注点上与过往计划相比有了较大的变革。韩国政府的低生育应对思路已逐渐从单纯的生育鼓励,上升至提升生活质量、构建性别平等社会以及寻求社会革新上来。     

复合型共治：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基层实践探析——以浙江台州J区探索打造“义家+义圈”治理模式为例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当前社会治理改革的新取向,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如何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是各地探索的重点。本研究以复合治理理论为基础,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立足点,结合地方实践,提炼出“复合型共治”这一分析框架,通过治理主体复合、治理结构复合、治理功能复合和治理价值复合,构建以政府负责为主导、以社会自主为核心、以多元机制为保障、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复合型共治模式,以期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