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

梳理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可以发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具有以下特点:发展导向与规则创立相结合;软硬结合、灵活有效;智库探索与政府决策相结合;互学互鉴与取长补短相结合;地方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现有机制与创新机制相结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理论层面研究不够,缺乏理论指导;制度化建设不够,有效性不足;机制叠床架屋,协调性不够;政治互信欠缺,发展动力不足等。中国需要加强区域秩序与区域治理的理论研究,提出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理论建构;承担提供区域与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促进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机制的整合与升级,提升制度化水平;充分发挥智库和地方政府构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积极探索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实现效益最大化。     

雾霾责任、环境外交与中日韩合作

中日韩三国环境合作已开展20多年,但其治理的机制化进展缓慢。近年,日韩利用跨界大气污染议题向中国施压,导致中国的环境外交出现被动。日韩欲使中国承担"责任",并要求中国在区域环境合作中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然而,由于保护大气在国际法和科学上的复杂性,没有单一的手段或制度能够解决跨界空气污染问题。将空气议题过度政治化,可能会导致治理失灵和非机制化,这种做法无助于次区域环境治理。在应对复合型污染源导致的长距离空气污染问题上,一些国际环境法原则如"污染者付费"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因此,中日韩应强化"共同参与"、"预防性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规范,避免以"雾霾责任"作为施压方式,从而提升区域环境合作的有效性。     

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研究

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融合,保障老年人养老权益的实现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互补关系,且三地政府也注重在养老服务领域开展合作。但当前的合作中存在着发展水平较低、制度间协调不足和专门合作机制缺位等问题。在协同发展理论指导下,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合作的重点是打破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此建议制定协同发展规划、创新协同治理机制、提升养老服务法治化水平和加强新兴养老服务领域合作。     

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与路径选择

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实现中国周边外交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基于"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的高度契合,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上合组织的良性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作为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最重要的合作平台,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诸如政治安全保障、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与人文合作机制等重要公共物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蕴藏的合作潜力有助于扩员后的上合组织整合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利益需求,提升组织的凝聚力与竞争力。但上合组织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与配套措施还不足以有效地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持续深入推进。因此,上合组织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组织定位,通过推动成员国之间的战略协调与政策沟通,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与塑造组织认同等路径来实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效对接。     

区域合作、利益协调与机制设计——基于泛珠三角与东盟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

在区域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进程中,政府是推动区域合作的组织机制,具有内生动力功能的是市场机制.在泛珠三角和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处于初始阶段的约束条件下,评价和激励机制对象应该主要针对区域合作中的地方政府,如果缺乏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和资源配置规律决定双方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结局可能是差异性发展和掠夺性竞争.促进泛珠三角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必须注意避免无序竞争,扩大区域市场范围,确立利益协调机制与政府规制的边界,从而降低区域交易成本.与此同时,尤其需要制定与实施带有路径依赖性质的制度安排:规则约束机制、信息合作机制、绩效激励机制、利益补偿机制.     

编者的话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虽然并不缺乏经济合作机制,但大都比较虚弱,缺乏权威性和领导力。东亚地区经济整合为何难以走上深入发展的快车道?为什么东亚地区存在的众多区域治理机制在区域经济整合中只能扮演十分"虚弱"的角色?东亚地区为何难以以一个统一的治理机制进行全面深入     

独联体地区国家贸易便利化进展评析

2008年金融危机后,独联体地区国家间的区域经济合作逐渐机制化。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及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下的俄白哈关税同盟先后成立,统一经济空间基本完成制度性搭建。其中,提高成员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成员国间贸易便利化合作、加强区域内经济联系、最终实现经济一体化,是其主要目标之一。使用指标体系赋值法,并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等调查数据对独联体地区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并结合独联体地区的实践,通过对横向不同国家与纵向不同历史时期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独联体区域合作机制对推动该地区贸易便利化效果并不显著,独联体区域合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排外性的自我保护。     

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一个网络化治理视角

缓解基层治理矛盾冲突以及促进基层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成为研究的显要论题。既有的单一行政型治理范式难以适应网络信息时代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发展要求,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创新范式,聚焦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合作机制、价值认同机制、整合共享机制、风险共担机制等多重机制的互补共融,以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要素之间的融合嵌入。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涉及制度政策、关系链与合作链、组织载体、要素资源等四维融通过程,并在载体建构层面以多层次政策组合、多主体协商共治、多维利益需求整合、多重文化心理认同等路径实现共融创新,并最终形成适应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情境的“政策—主体—要素—场域”逻辑框架。探索基层治理共同体创新发展需要在制度政策层面形成多层次政策组合的共同体,在多元主体层面构建协商共治的民主共同体,在组织载体层面实现需求整合的利益共同体,在情感理念层面培育文化认同的价值共同体等多维融通整合。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与局限性研究

为了应对海上航道安全威胁，南海各方经过努力形成了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该机制具有一定有效性，但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如合作机制的软法性导致遵约和履约行为的非拘束性、合作机制固有的妥协性与弱惩戒性损害其权威性、合作机制的原则性影响权利义务的确定性、合作机制的独立性受限于国际势力干预性，以及合作机制的公共物品属性影响其实效性。这些局限需要南海各方协同以破解制度困境：构建软硬法有机联系的合作法律机制；完善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内在构成要素；协同努力确保合作法律机制的独立性；强化南海各方有效合作的“选择性诱因”机制。     

东亚地区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评估与未来发展

当前,东亚及亚太区域存在诸多错综复杂的地区性治理机制,如何衡量与评估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审视和规划未来的区域治理机制,成为有待探讨的重要领域。地区治理机制有效性评估是指通过科学严谨的方法、程序、标准和措施来比较可观察到或可预测到的绩效。文章以目标获得、行为改变、问题解决和集体最优这四个角度作为一级评估指标,在此基础上,将问题程度、权力分配、机制能力、行为趋势、条款运用以及机制动力作为二级评估指标,发展一个相对全面的评估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试图分析给定问题领域的区域机制是否有效,即对东亚治理机制是否有效这一命题进行变量分析。研究显示,在目前东亚地区治理机制中,东盟、"10+3"与RCEP的有效性最高,而EAS、ARF与APEC的有效性最低,其他机制(TPP、GMS以及中日韩合作)的有效性程度总体居中。就未来发展而言,东亚地区各种不同的机制很难构建成一个全面统一的治理机制,各种机制竞相发展、相互竞争将是未来东亚机制的常态。其中,尤其以TPP、RCEP以及中日韩合作三个治理架构的演进最具关键意义。为此,需要积极研判中国的战略方针与政策选择,客观审视东亚治理机制各自不同的发展情况,及早进行谋划。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的经济地区主义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稳定的区域制度框架来推动区域经济进行深度整合。该地区多重制度框架相互竞争,造成了一种"制度过剩"的特殊格局。这导致东亚地区在经济整合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度推动和有效的区域治理,具体表现为该地区至今仍难以建立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的经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的统一经济区;难以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经济风险和冲击。本文认为,东亚地区多重制度竞争的背后,是由于与该区域相关的主要行为体对塑造东亚经济秩序有着不同的利益偏好和战略诉求,他们各自极力推动对自身有利的区域机制,从而形成"制度过剩"。主要行为体在东亚的主导权竞争以区域制度竞争的形式展开。随着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加速崛起以及美国决心重返东亚,东亚经济整合中制衡与反制衡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从而带来更加激烈的制度竞争,这是东亚经济地区主义遭遇挫折而非取得成功的标志,东亚地区将因此继续沦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碎片"。     

中国、美国、俄罗斯“C5+1”机制的比较与评析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大国竞争不断加剧,中亚地区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各主要大国纷纷采取“小多边”的合作新模式与中亚国家展开互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个域外大国相继同中亚五国构建了“C5+1”机制。通过横向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美、俄三国的“C5+1”机制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中共性在于这些机制都是以自身与中亚五国的利益契合为构建的基础,以元首峰会和外长会晤为主要对话形式,以政治、安全、经济和卫生为主要合作领域;差异在于机制的其他对话形式不同,主要合作领域内关注的议题不同,主要合作领域外关注的其他领域不同,以及对外联系的对象不同。而通过纵向剖析可以发现,三国构建的“C5+1”机制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短板,机制间形成了复杂的竞合关系。这意味着各机制既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又无法排斥其他机制在中亚地区的存在与运行。在此情况下,中国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发挥和扩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补齐机制短板,保证中国-中亚机制的稳健运行,以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美国待遇确定型企业年金计划担保机制的困境与前景

待遇确定型企业年金计划面临着雇主破产风险,需要政府出面提供担保。本文通过对美国养老金待遇担保公司的运作、问题及近年来的财政危机的分析,指出对待遇确定型计划提供的公共担保无法避免公地悲剧。在公共担保制度下,保险费率是法定的,而不是按待遇确定型计划的风险确定的,这使企业年金担保制度更容易诱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破坏了担保制度的保险机制和财务可行性。并且待遇确定型计划面临着风险和不可持续性,在经济危机和产业结构衰退的情况下,必然将其巨额债务转嫁给政府担保机构,给政府财政和纳税人造成巨大风险和潜在负担。由此可见,担保制度并不能够为待遇确定型计划成员提供可持续的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依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引领,以中国城市治理的生动实践为基础,探索形成旨在推动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行稳致远的独特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既有与全球所有城市相同的治理特征,更具有基于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城市治理实践在公共服务供给、治理体制运行、城市结构分异、民众公共意识、风险韧性治理、城乡跨域协同等方面面临问题与挑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应以推动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引领,着力构建完善以系统化、融合型党建为引领的城市治理新体系,通过政社合作共治和上下结合的社会化评价模式,推动实现包容共富型治理、整体性治理、数字智慧治理以及德法共治的融合治理。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探索

流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场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环境治理难题频出。随着协同治理理论的引入和广泛运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领域逐渐构建起具有协同治理性质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与政策,协同治理理论与我国生态环境政策之间的耦合不断增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绿色意义不断凸显。为此,有必要在实践层面积极探索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具化设计,重点做好顶层设计,推动立法协同;明晰权责关系,实现治理主体协同;设定基本框架,厘清治理制度协同。     

日本典型劳动社会保障智库研究:主要类型与特征分析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焦点,而率先步入少子高龄化社会的日本,其劳动社会保障智库建设可为中国提供有益参考。分别考察了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劳动社会保障民间智库、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的发展演进历程。民间智库通过与公益财团法人结合,得以保持其专业性与财务可持续性;官方智库体现出较显著的整合趋势,由法律赋予其相对独立的法人地位;高校智库在财务可持续性上有天然优势,而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是其主要抓手。日本劳动社会保障智库的特征包括:重视田野调查与数据挖掘,依据智库性质分类治理,智库资金来源多元化,智库影响渠道多层次。     

共同缔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表达

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性治理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其理论内涵包括社会治理的全民性、责任性、组织性、参与性、协同性、体系化和制度化等七个方面。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需要建构。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遵循科学有效的行动理念和工作方法。共同缔造作为一种理念方法,以共同理念为核心,以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为基础,以塑造社区公共精神为关键,着力于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共同缔造是地方探索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切入点,其实质是将共同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在塑造共同价值、共同认识、共同责任、共同目标、共同关系和共同行动的基础上推进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进而形成稳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缔造深刻地体现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内涵,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表达,是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深刻诠释,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价值。     

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的政治风险与防范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不断增长,投资行业和投资方式也逐渐多元化.但是,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经济体相比,中国企业的投资总体规模较小,投资区域和行业较为集中,投资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与此同时,由于世界、地区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越南国内情况和中越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国企业在越南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也逐渐显现,诸如东道国制度欠透明和腐败违约问题、投资政策的频繁变动、社会骚乱与工人罢工时有发生、因南海领土争端引发的中越关系波动、地缘政治和域外大国的竞争等因素,已经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发展.为了规避这些政治风险,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考虑以下策略:在政府层面,不断增进中越政治互信,深化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为中国企业投资护航;深化中国与东盟各领域的合作,推进中国—东盟制度规范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建立和完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加强政府与民间合作,有效维护海外中国企业与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在企业层面,推进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本地化建设,努力融入当地社会;提高企业公共外交能力,树立品牌意识和良好国家形象;学习现代化管理经验,完善企业制度建设;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购买相关保险服务等,从而有效防范和避免政治风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援助转型背景下中法在非洲新发展合作：动因与条件

当前,传统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型,新兴援助国的崛起不仅冲击着发达国家对发展援助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新型发展合作模式的产生。政府引导型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一种新兴的国际多边发展合作模式,其特性契合援助转型趋势,是国际发展三方合作的新阶段。本文聚焦中法两国在非洲的合作实践,以法国开发署与中国国开行在塞内加尔汉纳湾污水处理项目上的合作为代表性案例,试图探究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如何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开展有效发展合作。通过案例研究本文发现,中法两国作为合作供给方,通过跨国伙伴网络交换经济与政治优势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强化自身影响力是主要合作动因。在此基础上,积极正向的国家政府间关系、持久稳定的发展机构间关系以及东道国参与合作的积极性是影响合作能否从意愿转化为切实行动的重要条件。     

区域治理视域下的东盟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区域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东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成为东盟必须认真考虑解决的问题.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东盟建立了不少合作机制,签署了若干宣言、倡议和协定,并积极与域外国家和环境组织开展合作,然而治理成效还是有限.从东盟存在的环境问题、合作机制和面临的挑战来看,制约东盟环境治理成效的因素,既有东盟层面的,也有东盟成员国层面的.东盟的环境治理尚未摆脱以国家为核心的传统治理模式,区域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导致治理成效不佳.其中,"东盟方式"是最大的障碍,如何突破"不干涉成员国内政"这一原则的限制,将是东盟环境合作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东盟治理能力的缺陷和缺乏有效的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区域意识淡薄、区域合作治理意志与决心不强、集体行动迟缓,说明东盟仍只是一个松散的国家集团.因此,如何协调政治—安全、经济、社会一文化三大支柱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东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