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的身份认定及其显名路径——基于最高人民法院76 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证明对象海量化以及证据与罪量的证明关系发生变化，使得在打击网络黑灰产犯罪时，对其罪量的司法证明问题成为当前的最大难题。现有罪量司法证明应对方案没有给予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经验事实以足够关注。在对现有方案检讨的基础上，通过对有关两高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刑事审判参考》及相关典型案例的系统梳理发现，对于网络黑灰产犯罪罪量的司法证明，我国司法机关业已形成了一套证明方法，其分为三个环节：公诉方基于综合认定得出推定数量；辩护方针对推定数量承担证明责任；公诉方对反驳进一步承担证明责任。     

电信诈骗案犯罪数额的认定应适用事实推定而非刑事推定——印证模式例外之刑事推定的辨析

2016年12月19日,两高一部出台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意见》),有必要对刑事推定和事实推定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概念和适用,从而正确理解和适用该《意见》。刑事推定=间接证据证明+排除辩方提出的怀疑,事实推定=间接证据证明+印证。从待证事实角度出发纵观刑事法律,到目前为止,有且仅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将巨额财产来源合法的证明责任转移到被告人身上,其他刑事推定均出现在被告人主观事实的证明上。故而,数额的认定作为客观事实不应适用刑事推定,在数额认定没有印证的前提下,不应将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人承担,在被告人未提出有效反驳的情况下,作出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     

刑事推定规则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刑事推定作为证据证明的补充手段,在解决司法困境、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有其独特的诉讼价值。但刑事推定也极易异化为免除证明责任和降低证明标准的借口。鉴于司法实践中对刑事推定的大量适用,防止其不当运用和滥用,需要从实体法上严格限制刑事推定的适用范围,在程序法上通过对被告人反驳权的实施与救济,以及在推定效力的认定等规则设计加以完善和规范。     

刑事推定与犯罪的认定

刑事推定的实质，是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与证明方式的问题，是部分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难度，并将部分证明义务转移由被告承担。因此，被告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后果，应当对其无罪或者罪轻的主张承担证明责任。运用刑事推定认定犯罪，与无罪推定原则并非相互对立和矛盾的，它们之间存在相当可能的相客性。     

非法持有毒品罪与相关毒品犯罪的界分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查获毒品而不能证明实施其他毒品犯罪时兜底适用的罪名。刑事推定是在无法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前提下,根据已查明事实以经验法则做出合乎常理的推论,刑事推定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唯一的标准。     

我国刑事法律中真的有证明责任倒置吗?——兼论“推定”下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

我国刑事法律中证明责任倒置的提法欠妥。"证明责任"本质上指结果责任的承担。我国刑法上规定的两大特别的"持有型"犯罪为推定犯罪,应符合推定与证明责任的一般原理。刑事推定不仅转移提供证据的责任,而且所提供的证据必须达到优势的程度以使法官对推定的事实产生疑问。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始终由控方承担。不妨对应"争点形成责任"、"疑点形成责任"与"疑点排除责任"等说法来理解推定下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     

公害犯罪中刑事推定的理性对待

近年来以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为代表的公害犯罪层出不穷,传统的刑事司法实践对此捉襟见肘,为此有必要适度引介入刑事推定规则。实务中刑事推定常与形式推理混淆,应在理论上加以区分。在公害犯罪中适度确立刑事推定规则,作为事实认定的必要补充,同时也是刑法应对风险社会的内生需求。确立刑事推定规则必须论证其在无罪推定铁律下的正当性。在公害犯罪中适当建立刑事推定规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的初衷并不必然排斥;通过降低刑事推定的反证要求,不会过分加重被告人负担,也可以被公众接受,因而能够在最大化保护法益的同时,有效地保障人权;公害犯罪中原则上只能确立可反驳型推定规则。     

影响我国刑事抗辩事由证明责任分配的因素

违法阻却和责任阻却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由控方还是被告方承担,可以从刑事推定的适用、犯罪构成理论、诉讼模式的差异以及价值权衡等诸多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考量,得出我国刑事抗辩事由的客观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的结论。     

风险社会语境下“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具体认定

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规制体现了风险社会对于安全刑法的期待,而对于该罪行为的评价直接影响到＂实害结果＂的责任认定。鉴于司法实践中的困境,有必要对于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构成要件认定采取适用可反驳的刑事推定原则。     

刑事推定与应当知道

刑事推定作为一个横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理论范畴,近年来颇受关注。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也常常被视为推定的适用。刑事推定是在证明困难和特定的形势政策下,基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的常态联系所设置的,其效力在于证明责任的转移,而非证明责任的倒置。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并非全部属于推定的适用,对待刑事推定应当谨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常态联系和证明责任的转移,是判断某一规则是否设置推定的重要标准。对于推定的判断和认识,必须回到推定的本元,厘清推定的基础的效力。     

刑事推定与应当知道简

刑事推定作为一个横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理论范畴,近年来颇受关注。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也常常被视为推定的适用。刑事推定是在证明困难和特定的形势政策下,基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的常态联系所设置的,其效力在于证明责任的转移,而非证明责任的倒置。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并非全部属于推定的适用,对待刑事推定应当谨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常态联系和证明责任的转移,是判断某一规则是否设置推定的重要标准。对于推定的判断和认识,必须回到推定的本元,厘清推定的基础的效力。     

吸毒者非法持有毒品相关问题研究

吸毒者为了吸食、注射毒品而非法持有一定量的毒品,如果毒品数量达到非法持有毒品罪中“数量较大”的标准,应认定吸毒者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对于以贩养吸者而言,按照其具体触犯的毒品犯罪定罪处罚,其毒品数量按照有证据证明的具体毒品犯罪认定,对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的毒品犯罪,应按照非法持有毒品罪进行认定。对于吸毒者已经吸食、注射了的毒品不应再计算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数量之中,对于吸毒者多次持有的毒品数量不应累计计算为非法持有毒品罪中的毒品数量。     

论刑事推定的适用——以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物品罪为例

刑事推定体现了经验法则与逻辑理性、利益衡平与诉讼效率以及法律强制与自由裁量等价值和意义。推定的适用包括表见成立和反驳两个环节,分别有其条件和法律效果。同时,应正视推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对其应有所规制。我国《刑法》对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罪做了特别规定,即在认定该罪名时存在法律推定的适用问题,适用范围仅指对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来源和用途非法的推定。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司法认定

通过对38份相关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有关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认定存在诸多问题:涉案物品性质的认定只依靠行政机关的审读意见;行为人主观明知的推定依据不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不明。解决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司法认定问题的应有思路是:对于涉案物品的性质,应当将行政机关出具的审读意见仅仅作为证据类型中的鉴定意见,在庭审中进行充分举证质证,司法机关在此基础上综合认定;关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应当完善准法律推定制度并允许被告人进行反驳;关于情节严重,应进一步完善个数与时长相结合的综合认定体系。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权限的规定是适当的。我国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应当被设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非法证据承担一定举证责任,以避免被告人任意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提供的证据使法官对证据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即可。而控诉方应当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说服责任,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当控诉方未能证明其证据为合法所得或证明未达到证明标准时,法官应当推定该证据系非法手段所得,并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该证据予以排除。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来看,应当赋予被告方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独立地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全面有效实施,还需要相关制度予以配合。     

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实务探析

我国刑法典对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规定采用的是空白罪状的模式,而相应的土地管理法规对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犯罪构成特征又缺乏具体的规定,因此对于该罪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在判断是否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时,应当先明确土地使用权的归属,再从法律的角度区分刑事违法和民事、行政违法的界限,进而认定主观的牟利目的和客观的刑事违法.     

刑事推定的合理运用及其规制

推定本是民事诉讼中的一种证据规则,近来有引入刑事诉讼之势。如何认定推定及刑事推定的概念,认清刑事推定的运用目的,界定刑事推定的适用条件,廓清刑事推定与相关刑事诉讼原则之间的关系,是正确适用该规则的基石。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限缩适用的双重路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存在法律条文表述简单、犯罪客体认定混乱、客观行为特征非法性规定笼统、利诱性认定有失准确、公开性认定虚化以及社会性外延模糊等状况，导致司法认定范围不断扩张，致使正常民间借贷融资活动存在刑法规制的风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应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扩张适用，该罪犯罪客体应限定为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公众资金安全，对客观行为要件特征要进行形式上和实质上的认定，以此保证刑法惩罚犯罪与保障权利之间的平衡。     

论中国大陆(内地)电信网络诈骗的司法应对

中国大陆(内地)的电信网络诈骗问题愈演愈烈,"徐玉玉"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成为共识。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的定罪问题,因非法获取财物是犯罪目的,故通常首先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也要考虑犯罪竞合问题,在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下,妥当解决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同类犯罪的区分,诈骗罪与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关联(行为方式)犯罪的区分,诈骗罪与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纯正网络犯罪的区分。电信网络诈骗往往表现为共同犯罪或高级的犯罪集团,既要严格掌握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以及具体形态,也要依照规定解决共同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准确体现从严打击精神。对于电信网络诈骗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共犯的意思联络、关联犯罪的明知等认定问题,要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理念,由客观证明主观,优化证明方法,合理运用推定制度。     

刑事推定的合理运用及其规制

推定本是民事诉讼中的一种证据规则，近来有引入刑事诉讼之势。如何认定推定及刑事推定的概念，认清刑事推定的运用目的，界定刑事推定的适用条件，廓清刑事推定与相关刑事诉讼原则之间的关系，是正确适用该规则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