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践行困境与解决

本文探讨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政策的具体内涵,分析了其提出的原因和背景。进而,分析了当前我国司法者在实施该项司法政策中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和问题,并分析了如何从司法者本身角度出发来解决这些困境和问题的具体措施。     

在法律之内寻求社会效果

从逻辑上说,社会效果既可以通过法律获得,也可以在法律之外获得,但在司法中寻求社会效果应当主要通过法律或法律之内实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并在严格的规则和程序导向下,才可以"变通适用法律"。事实上,在法律之内存在着满足社会效果实现的巨大空间,只要本着良知,充分、正确地运用多种可行的方法,就可以将社会效果最大化,当然,这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法理学分析

法律规范的局限、法律职业思维与大众思维之间的差异以及法律的角色限制皆有可能导致司法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不统一。为了维护司法的权威与公信力、巩固已有的法治建设成果、加速我国法治化进程,有必要通过应用法律方法、调解、明确立案范围以及增强司法裁判文书的说理性等途径,统一两种效果,在严格适用法律的前提下满足大众对司法的需求。     

浅议审判中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准确把握“两个效果统一”的科学内涵 什么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首先必须理解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区别与联系。法律效果是通过严格适用法律来发挥依法审判的作用和效果。社会效果则是通过审判活动来实现法律的秩序、公正、效益等基本价值的效果。法律效果倾向于法律的证明，侧重于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社会效果倾向于法律价值的实现，侧重于司法目的的实现。因此社会效果是法律效果的一部分。在法律适用时进行社会需求、社会价值，或社会变化的衡量，将这些社会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成为法律适用的组成部分。而一旦纳入考量，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也就与法律效果融为一体了。之所以会将社会效果单独的提出来，不是因为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截然不同，而是因为有时存在不将社会价值考量纳入法律适用的考虑范围，而将法律适用简单的概念化逻辑化的现象，致使最终不能实现良好的或者最佳的社会效果。     

制度结构视野中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以英美差异为参照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政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对应于法律推理的形式性和实质性,英美两国的司法实践在法律推理的面貌上有形式化与实质化的倾向之别,其制度结构上的差异是形成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我国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由金字塔型全息式的政治权力结构所决定。在这种结构中,任何一个子系统都服从并且承担着整个系统的功能预期,法院要实现社会对整个国家权力系统的功能期待,也就必然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不过,由于我国法官身处在科层制之中,严格遵循法条、奉行规则主义,是风险最小的理性选择,而这与实现两个效果相统一的要求有时不相一致。缘于权力结构的要求,又受制于科层制的结构,是该项司法政策可能面临的现实问题。     

法律监督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是法律监督活动的内在要求,是法律监督服务于建设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具体体现。为此,必须树立社会公正的价值观,依法及时有效地实施法律监督活动,保障法律制度的设计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并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浅析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内涵是什么,两者相统一提出的背景是什么,两者是否能够做到完全统一,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哪些。文章针对这些问题展开详细的阐释。     

论执法实践中坚持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

正确认识和处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坚持“三个效果”的统一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反映出法治建设的普遍规律,也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执法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在执法实践中坚持“三个效果”的统一,必须自觉践行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服务大局、公平正义等理念,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法律与情理、执法司法与舆论监督等方面的重要关系,更要着力提升政法队伍的综合素质.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中国法院角色定位的失误

本文通过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相关概念的辨析,通过探讨这一提法的本意,引用者的目的以及受束的理解,笔者将“法律效果”界定为法律本身对法律行为合法性的评判,将“社会效果”界定为社会各阶层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对法律及其实施的合理性评判,认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载体不应该只是法院的司法行为,而包括普遍的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整个社会走向真正法治,趋向和谐的漫长过程,不是某一个机构在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因此,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乃至每个公民的共同任务。法院将其作为自身独自完成的目标是其角色定位的失误。     

探析检察工作中的“两个效果相统一”

怎样才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检察机关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认为应当在厘清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关系的基础上，正视检察机关实现“两个效果相统一”存在的问题，从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服务大局的意识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完善办案和考核评价机制，通过检察人员自身司法能动性的提高，实现两个效果相统一。     

中国法律文化变迁及特点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的灵魂,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它经历了近代、当代的变迁,形成了自身固有的功能和特征;法律文化的演进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中形成的;它由义务本位观主导转变为权利本位观主导;法治文化最终取代政策文化。     

独立审判与司法体制改革

独立性是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是司法最本质的属性。分析了独立审判对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以及保障独立审 判的现实必要性,并提出了保障独立审判、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论遗嘱处分在财产继承中的优位效力——与法定继承相比较

相对于法定继承而言,遗嘱处分在财产继承中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这种优位效力,不仅体现在继承立法上,而且也反映在具体的司法实务中;遗嘱处分的优位效力取决于私法自治及其支配下的遗嘱自由原则。     

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冲突与和谐——兼论和谐社会视角下民事检察工作的转型

作为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基础的审判权、诉权、检察权之间不断呈现冲突,影响了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的树立。和谐的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要求在立法上明确界定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及程序,加强诉权保障,强化诉讼程序指挥权;司法上应树立共同的司法理念和司法价值观;同时,民事检察工作也要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深入改革作出适当的转型,指导思想上要从有错必纠向依法纠错转变,监督手段上要从注重制约向注重保障转变,监督内容上要从注重实体监督向注重程序监督转变,监督程序上要从任意司法向程序司法转变。     

The Decisional Juridical Discourse of the Appellate Body of the WTO: Among Treaties and Dictionaries as Referents

This present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decisional juridical discourses of the Appellate Bod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or this end, we decided to develop the research around two poles which shall be approached in an interweaving manner: the first concerns an examination of the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 adopted by the Appellate Body and the second, which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former, devotes itself to the problem derived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authentic international treaties in more than one language. In the light of these two approaches we can verify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ppellate Body is highly influenced by the search for the purpose of the tex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juridical discourse in question is made with reference to the linguistic system analyzed as a dictionary. It was established, that the Appellate Body carries out a dictionary interpretation with a tendency, even incipient, to consider the linguistic version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s. Finally, the task is structured having as a backdrop two interdependent concepts which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in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juridical discourses. They are the following: ?juridical culture’ and ?language’. Both will be dealt with from a semiotic perspective since the central element of our study – and of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concepts – is the linguistic sign.     

民族法文化与中华法系——以金代为例

本文试以12-13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又一波撞击中,女真习惯法文化与中原儒家法文化双向流动、融汇而成的多元一体的金法文化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荟萃各民族法律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才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     

文化法的定位、原则与体系

文化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旨在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实现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要。建立公民文化权利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关联性,确立和维护产业文化与事业文化形态,促进文化体制改革、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文化繁荣发展,需要加强文化法治建设。文化法治建设应当遵循文化权利保障、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结合、市场化与政府规制协调以及综合效益原则,构建由宪法文化权利与宪法文化政策两块坚实基石、文化事业法制与文化产业法制两个基本侧面、中央文化立法与地方文化立法两个对应层面、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两个互动方面有机构成的文化法制体系。     

The ‘Strasbourg Effect’ on data protection in light of the ‘Brussels Effect’: Logic,mechanics and prospect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various factors that will shape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s modernised Convention on data protection (Convention 108+) on non-European states’ regulatory policy. It does so by elucidating the logic and mechanics of this effect in light of the ‘Brussels Effect’ that is commonly attributed, in part, to EU data protection law. The central arguments advanced in the article are that the impact of Convention 108+ beyond Europe will rest primarily on the Council of Europe's ideational power tempered by processes of acculturation, and secondarily on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EU is willing to use the ‘Brussels Effect’ as a vehicle for promoting non-European states’ accession to the Convention.     

存疑不起诉的法理分析与制度完善

存疑不起诉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的形式之一,是“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具体体现。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存疑不起诉制度却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在对存疑不起诉的理论基础、价值判断、法律属性和刑事赔偿责任进行法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存疑不起诉制度的立法建议。     

刍议CEPA中的“服务提供者”

对“服务提供者”进行合理界定，是确保CEPA服务贸易领域一系列优惠措施顺利实施的前提。CEPA附件五对此进行了规定，与GATS和其他RTA的规定基本相同，但也有其特殊之处。CEPA界定法人主要使用了注册地标准和业务本地化标准，这可能引起“溢出效应”。建议引入条件相对宽松的资本控制标准，并完善与其配套的程序等其他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