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案件及其法律方法

法学界对于疑难案件及其法律方法有着较为固定的看法，其实这种固定的看法是值得检讨的。以往对于疑难案件的界定基本上都是从定性疑难这个角度出发。而甚少考虑案件在处理上的疑难。相应地．疑难案件的法律方法也没有针对案件在处理上的疑难提出对策。为此，我们必须更新对疑难案件的界定方式，并且相应地对法律方法进行更新。     

行政诉讼疑难案件的处理方法——对105件法律适用类批复、答复的研究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类批复、答复中的法律发现,主要集中在法律规范效力冲突与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两个方面。最高法院的规律性做法包括对行政机关的尊重、对一般性法理的依赖,以及支持下级法院避免地方干预。这体现了最高法院处理疑难案件时的一种安全裁判观。     

论疑难案件中的法官角色--兼谈法律的不确定性

法官的作用在疑难案件中突显。如何解决疑难案件,是诸多法学家探讨司法职能的切入点。公正及时地解决疑难案件对拯救法律不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融贯性论证的整体性面向

法律论证的正确性宣称,一方面要求一个正确的司法决定应当能够根据有效法逻辑地推导出来,另一方面要求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本身是合理或公平的。前者需满足逻辑一致性的要求,表现为演绎式的线性证立方式;后者需满足融贯性的要求,表现为各个理由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是一种整体性的证立方式。坚持融贯性标准的法律论证,在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的证立方式。     

法律论证中的因果关系研究——兼论法律论证中的逻辑关系

法律论证要证成结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重要的是对前提的考量。法律论证往往重视对大前提即法律规范的论证,而忽视了事实命题。事实命题恰恰是整个法律论证的基石,而因果关系又是事实命题的核心部分。在法律论证中,不仅需要厘清事件与结果之间的某种联系,而且需要得到法律命题与事实命题结合得出法律结论所蕴涵的逻辑关系之确信。在事件与结果的关联中,行为作为法律因果关系的异常条件是其中的关键所在,但是法律中由行为作为核心构成的事件与结果的因果关系只是基础关系,另外还存在责任成立逻辑关系和责任范围逻辑关系。故在进行法律论证时,建立一种基础融贯和类型的方法来论证法律因果关系是极为必要的。同时,在法律论证中对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予以区分,形成一种基于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的因果观,是保证结论可接受的基本要求之一。     

实践理性与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基于“实践法律观”的一种补充

当前在疑难案件中,法律的正确适用是司法的核心问题及公众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法律观＂的差别,使得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从学术史及方法论角度看,学者们处理疑难案件有各种方法,但最终都依赖对＂法＂的正确认识及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的澄清。只有在个案事实与规范的融贯中,在实践理性理论框架内,通过类推等方法,发现、鉴别法律规范才能使疑难案件得以恰当处理。     

论WTO“疑难案件”的裁判进路：法律原则

WTO争端越来越体现为一种“法律之争”。然而法律规则的默不作声、WTO规则体系的纷繁复杂和新技术的层出不穷,都给妥善解决WTO争端带来难题,并由此出现“疑难案件”。在法哲学领域,德沃金与哈特围绕“疑难案件”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论战,德沃金强调法律原则的地位并提出“法律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解释概念”的经典理论,这与目前WTO争端中强调的整体性解释方法不谋而合,无疑为WTO“疑难案件”的解决打开一扇窗。以“规则”为导向的WTO法律体系不仅包括外显的规则,而且包括内含的原则;在重大“疑难案件”中缺乏法律原则的铺垫和支撑,甚至将导致对法律规则的误读。而WTO中国涉诉案例中法律原则的适用也表明,裁判者对法律原则的适用态度逐渐积极。对于法律原则的研究有助于深入把握WTO法律体系,提高中国法律论证的水平。     

判决书中的法律论证

在对法律公正的憧憬中,法律是值得信仰的,但在当下判决书中经常看到的多是武断与掩饰,八股式文体的判决书缺乏充分的论证,让人看不出判决或改判的理由。在走向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份阳光下的判决书,一份有着严密论证、详尽说理的判决书,一份旁征博引、法理透彻的判决书。判决需要论证,据以形成判决的“法律”更需要论证,不经过论证的“法律”缺乏正确性和可接受性。裁判文书中对论证理论的运用,为裁判结论的达致提供技术性支持,为裁判结论形成过程中个体的价值判断提供规范性的规则与方法,在整个国家制度建构中有重要的意义。     

法律论证中的证明思维和论证思维

证明是一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论证是一种非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在法律论证理论领域,证明思维和论证思维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考察逻辑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笔者对一些混淆两种思维方式的误见进行检讨,指出法律论证领域以论证为主要思维方式。     

程序法律论证基本问题研究

获得合理的裁判结论最终是追求实体问题的合理解决,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注重实体问题本身,忽视了程序性证明对实体性裁判结论的影响。法律论证由实体法律论证和程序法律论证组成,通过程序法律论证体系的构建,其所涉及的程序法规范论证、程序性事实论证、逻辑推理方法论证、程序性结论论证等能阐明其论证范围及对实体裁判结论的影响,以获得程序性证明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法律论证的能与不能

法律论证的功能是诸多误解的集结地,根源在于对法律论证问题意识、学问性质等的误读,正名工作也须由此开始。在明确法律论证的问题意识、厘清法律论证与传统法律方法的差异之后,法律论证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明确：法律论证能增强法律决定的正当性,但不能确保法律决定唯一正确;法律论证使个案的论证获得可评价性,能影响但不能主导法律决定的形成;法律论证能增强法律体系对社会的适应性,能使法律决定为尽可能多的人接受,但不能导致绝对共识或完全说服。     

法律论证中的融贯论

法律论证中的融贯论具有两个基本特性,即逻辑一致性以及信念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法律论证中的融贯论在于回答因融贯本身所存在的责难而涉及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它不仅仅是一种方法选择, 也是一种法律理论。其统一以法律、道德、政治为核心而形成融贯的体系。     

当代法律方法论的转型——从司法三段论到法律论证

以司法三段论为主的法律方法论在现代社会受到各种挑战正日益失去解释力和说服力。本文立足于当代哲学和社会思想发展的趋向和基础 ,研讨了在此背景下法律方法论正发生一场深刻的转型 ,即从传统的司法三段论逐渐转向以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为理论维度的法律方法论。     

我国判决文书的法律论证思考

法律论证理论是近几十年才兴起和逐渐受到重视,并获得重要地位。它是当代法学方法论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以法律论证为视角,从法律论证的一般原理,运用法律论证的必要性以及我国裁判文书中法律论证的现状及其完善建议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完善判决书的司法质量,提高法律权威。     

融贯论在法律论证中的作用

在开放的体系中论证，必然带来裁判理由的多元化，对其中任何一个理由的衡量都会受到其他理由的影响，各个理由之间应当形成相互支持的网络结构关系。而且，只有这一融贯的网络结构建立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之上，才能够证成一个有效且可接受的裁判结论。融贯是对司法裁判过程的一个理性约束，同时是评价论证合理性的一个标准，是论证终止的条件。     

论“民事法律原则”司法适用之法哲学基础——在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理论视域内的探究

关于法律原则的性质及其司法适用历来都是法理学界争议的焦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都是法律规范的下位概念，共同构成法律规范的两大要素。在逻辑结构上，法律原则不像法律规则那样具有具体的假定条件、可操作的行为模式及明确的法律后果，因此两者在法律适用方式上亦有重大区别。“法律原则”只是对行为及裁判设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或标准，为判决指示一定的方向，授权法官在具体个案中依价值判断进行法益衡量并予以适用。     

法律论证规则——如何在法律论证中运用和应对非形式谬误

传统逻辑中将诉诸同情、诉诸权威、诉诸人身攻击等皆归为不相干的非形式谬误,在逻辑学或是日常生活中是应当避免的。但在法律论证或是法庭论辩中,非形式谬误往往可以巧妙恰当的运用,成为有效论证的方法。     

法律漏洞填补的司法论证

法律漏洞填补的司法论证包括认定论证和填补论证两个部分。根据法律漏洞的两个构成性特征,认定论证由规则缺失论证和圆满性论证组成,对此可分别提出论证型式α和论证型式β。法律漏洞一旦根据论证型式得到认定,论证目标即指向漏洞的填补。法律漏洞填补在司法上有两条路径:规则引入(有规则填补)与规则创设(无规则填补)。填补论证分为引入论证和创设论证两种类型,对此可分别提出论证型式Ⅰ和论证型式Ⅱ及其附属论证型式。这两种论证在法律漏洞填补上存在竞争关系,最终还需确立一条填补论证原则P,以避免选择之难题。     

刍议专家法律论证意见

当今的社会正在步入法治状态,公民的法律意识在增强和诉讼智慧的成分在增加。在司法独立的今天,专家法律论证是我国目前法治阶段的一个特殊产物,无论从认识论角度,还是从目前多数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角度,或从职业专长的弥补性角度上看,还会长时期地存在。本文拟就专家意见的必要性、性质、作用及其保障其规范运行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