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村关系

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央对90年代中后期以来愈加恶化的农村治理状况的一种激烈的反应方式,乡村关系在税费改革背景下呈现出新的面貌。税费改革之前的乡村关系特点可以归纳为“压力型体制”+“赢利性经纪”,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导致了国家对农村的过度提取和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危机。税费改革以后村对乡镇的依附性显著增强和乡镇对村级控制能力显著下降状况并存,而且固有的“压力型体制”依然是农村地区权力运行的主要逻辑,税费改革政策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并未在乡村关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本文指出,农村税费改革遏制了此前乡镇盲目“积极行政”的内在冲动,为形成良性的乡村关系提供了可能,深化税费改革不能仅仅将着眼点放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型,乡村财政危机的实质是基层政权建设的危机,国家应当提供相应的资源和手段保证新的乡村合作体制的建立。     

治理性融合与都市腹地乡村的振兴逻辑——基于沪郊乡村振兴经验的思考

都市腹地乡村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类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乡关系而成为社会转型的首冲之地。受城镇化、工业化和乡村传统的多重影响,都市腹地乡村一般呈现为城乡边界模糊的混合型空间形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速了都市腹地乡村空间形态的转型,并且产生了通过重构乡村空间形态,实现乡村景观化转型、以城乡治理性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基于上海郊区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表明,治理性融合是紧密型城乡关系下城市主导、以治理为抓手的乡村振兴策略,在城市对乡村的支持与控制下实现了都市腹地乡村的景观化转型,并带来了乡村社会关系的重组。     

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生态保护

从生态文化视域来看，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生态系统有内在关联性。乡村生态系统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不断交互作用的累积的过程，乡村旅游开发不能重自然生态而轻人文生态，不能无节制地过度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在当今城市（镇）化的进程中，要注重保持和延续乡村生态内层的文化根性和价值特色。欠发达地区发展乡村旅游要注意保护自身的人文生态，要注意尊重和维护乡村旅游经济中村民的主导地位和经济利益，并且注意克服乡村旅游给当地人文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     

乡村振兴与乡村青年人就业问题

青年人如何才能够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作用是重大现实问题。当前乡村留不住青年人的最重要原因是乡村缺少匹配青年人需求的就业机会,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要追溯至近代工业革命及其对传统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激烈挑战。近代以前大多数乡村青年人都没有长期离开本乡外出就业,进入近代以来乡村传统生产方式相对于城市地区的劣势凸显,青年人往城市地区流动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当下乡村青年人能够更多地在城市地区实现就业,这是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生产方式取得明显进步的体现。要真正发挥青年人对于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重点在结合当代青年人的需求扩大乡村的就业机会,增强乡村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而非对乡村青年人前往城市就业设置障碍。适度合理发展县域乡村集聚经济,有助于扩大乡村的就业机会,促使青年人在城乡之间双向良性流动,从而发挥青年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积极作用。不能忘记的是,探索这一路径也应持有高度谨慎的态度,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不能浮夸冒险。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师道尊严

立足于乡村教师尊严和地位的现状，回顾百余年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可以看到，传统教育体系下的师道尊严在现代化初期已被逐步瓦解，现代教育体系下乡村教师地位和声望的获得举步维艰。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乡村经济发展方式和人口结构发生变动，乡村教师的权利和义务失衡，建基于现代教师职业伦理的师道尊严在乡村社会功利主义价值观中被消解。新时代乡村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和乡村教师的地位重塑，需加强政府与民间的协同互动，充分调动民间社会力量，挖掘乡土古训家风和乡贤文化元素，重塑乡村社会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数字乡村建设：形势、特征与重点

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整体数字化发展态势积极向上。但与城市相比，由于先天性资源禀赋差异，数字乡村建设也面临顶层设计需进一步深化、城乡“数字鸿沟”较大、农村数字经济潜能挖掘不足、乡村数字治理体系需要完善、农民数字化技能有待提升等薄弱点。对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推动乡村数字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赋能新时代乡村现代化发展。     

乡村治理与农民福利的内在逻辑

在以往的研究实践中,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破解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拉动乡村区域经济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蕴涵出发,引入当前我国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三种发展模式,分析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发展困境,对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提出合理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乡村治理的时代契机、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数字乡村治理是将中国式现代化落实到乡村的重要维度,为提升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提供了科技支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以数字为引擎推进乡村治理转型发展,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树立数字治理思维,强化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倡导多元参与机制,构建多元共治数字治理模式;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数字治理方式;统筹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布局,夯实数字治理基础。     

二十世纪前期地主阶层对乡村经济的影响——以华北地区为例

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华北地区的地主阶层发生了结构性变动，不在地主群体异军突起成为地主阶层的主体，该群体对乡村经济的影响方式不同于传统时代的地主阶层，加速了乡村经济危机的来临。文章从村费和摊派两个方面，呈现了这一时期的地主阶层对当时乡村经济的影响。     

乡村社会发展之动力：乡村集中居住

通过对乡村社区发展动力源泉的剖析，阐述了内生因及外生因对乡村发展的不同影响，结合苏北Y村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的变迁，分析了乡村集中居住带给当地社会的多种影响，着重研究了欠发达地区乡村的内源发展动力对乡村社会的促进作用，诠释了欠发达地区农民在实践中的自我解构和重新建构的能力，并展示了集中居住对欠发达乡村地区发展内源动力引发的过程和相关的积极意义。     

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乡村旅居产业发展研究

乡村旅居是以乡村资源为载体,促进当地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与游客的旅游休闲度假融合发展的新型休闲旅游方式.海南应充分利用广大农村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与乡村文化资源的优势,因地制宜,坚持旅居一体理念推进农旅融合,将旅游业作为推进乡村发展的延伸产业和增值产业.近年来,海南乡村旅居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四个关键问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正确认识我国城乡关系的变化,在城乡融合背景下考虑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要正确认识乡村社会本身正在转型,在理解乡村社会新特点下谋划乡村振兴的定位。要正确认识乡村发展资源及其转化,合理谋划乡村振兴的实现方案。要正确认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不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前提下有序开展乡村振兴示范。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变迁、现实审视与路径选择——基于文化治理的视角

乡村文化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转型与重构,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呈现出互嵌融合的发展趋势,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但乡村文化现实价值的淡化、城乡文化发展差距日益增大、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等问题日渐凸显。乡村文化的治理转型成为一种必然。乡村文化建设的未来趋势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以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文化共治格局为目标,以维护广大农民利益为根本,充分整合乡村文化内部资源,构建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乡村选举中的派系政治

对乡村选举中农民分派或有组织性参与选举的现象，学者们使用了“派系”或“派性”概念来加以研究。派系往往是作为一种选举动员方式出现的，但它又明显不同于宗族、政党派别、利益群体等组织形式，它有自己的特性。乡村选举并不是派系产生的主要原因，农村社会结构的性质、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及经济的发展才是派系产生的深刻根源。派系在其形成和运作过程中，对乡村选举和选举后的乡村治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的，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贵州实践

贵州是多民族省份,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但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长期以来人们思想封闭、观念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居民消费已经转型升级,正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由温饱型向健康型转变,这种转变带来了居民消费革命、市场革命,继而带来农村产业革命。在贵州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解放思想,对传统产业进行革命,培育发展新型经济,深挖民族特色文化,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文旅产业,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源泉,同时还要注重乡村振兴的多样性、主体性、文化性,确保振兴后乡村的特色,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取得实效。     

乡土文学与乡村现代变迁

以现代性为方向,百年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乡土文学影响和参与了这一变迁,主要方式之一是从文化和政治层面批判和启迪乡村,引导其进行现代思想和政治的变革,并引起人们对乡村的关注;方式之二是直接介入乡村现实变革中,通过农民的阅读接受为现实乡村运动鼓动和宣传。这些方式之间存在着姿态、立场、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在影响效果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当前,乡村社会和乡土文学都发生了较大改变,只有对一些核心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才可能让乡村社会更健康、更稳健地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思考

乡村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向。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可以顺应旅游业的发展潮流,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市场空间,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实践证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在开发过程中应注意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开发类型和模式,实现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的经济发展和全面进步。     

乡村旅游发展与辽宁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和乡村为资源而开发的新兴旅游形式，已成为我国旅游业新的增长点和亮点。民族地区开展乡村旅游对构建和谐社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辽宁省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类型丰富，特色突出，乡村旅游的发展条件得天独厚。辽宁省民族地区乡村应把握好乡村旅游的开发原则，探索其开发的有效途径：以灌注文化为核心，突出辽南乡土特色；以整合营销为重点，打造强势旅游品牌；以智力支持为保障，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发展旅游循环经济，最终实现辽宁省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经济蓬勃发展与社会全面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