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刑事法律援助专家会议综述

2011年11月16日，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决议成立的“刑事司法体系下获得法律援助问题不限名额政府间专家组”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专家会议。来自英国、美国、德国、南非、新加坡等40个国家的司法部门或者法律援助机构的代表和大学教授等参加了会议。联合国制度专业委员会、国际刑事法律改革与刑事司法政策中心、国际法律基金会、国际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开放社会司法行动部、     

从米洛舍维奇案看前南国际法庭的合法性问题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设立的一个附属机构是一个临时性司法机构。米洛舍维奇在审理期间突然死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争议。本文拟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设立的合法性角度讨论。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性质

《罗马规约》规定的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既不同于国家刑事管辖权 ,也不同于国际特设刑事法庭和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准确了解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职能及其运行机制 ,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刑事管辖权的关系 ,需要从管辖职能、管辖目的和管辖范围等角度 ,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所具有的复合性、补充性、有限性等基本特征进行分析 ,并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隐含的延展性作相应的探讨。     

论证人匿名作证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了证人匿名作证制度。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在国际法层面,多数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和国际人权司法机构都表达了对证人匿名作证的态度,其中,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欧洲人权法院的证人匿名作证制度最为详细;在国内法层面,英国和法国对证人匿名作证作了具体规定,而意大利则禁止证人匿名作证。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欧洲人权法院、英国和法国对待匿名证人的态度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证人匿名作证虽然限制了被告人的对质权,但是从权利冲突的角度来看,这种限制是具有一定正当性的。我国当前关于证人匿名作证的规定较为粗疏,尚存在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依据

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依据是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上的一个基本问题,有关该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和外交豁免的理论依据各异。职能必要理论是国际组织享有豁免的主要理论依据,同时国际组织豁免存在的其他理由是对职能必要理论的补充。明确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依据,有助于国内法院在裁决涉及国际组织豁免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作出正确的法律推理,在国际法的教学实践中可以对国际法上三种豁免制度的理论依据作出清晰界定。     

检察机关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现状及反思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家间打击跨国性腐败犯罪刑事司法间的协作,其具备司法性与协作性(合作性)双重属性。如果说反腐败机构国内建制侧重反腐败司法职能分配问题考量的话,那么反腐败刑事司法活动协作的开展则是一国司法活动的对外衍生,其以职能分配为衍生基础,并以达成共识为衍生条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的独特地位及其广泛职权,亦决定其在反腐败国际刑事合作中具有其他司法机关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地位。现实中,检察机关反腐败国际刑事合作的开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与完善,无论从规范基础、对外职能现状来看,均有顺应发展趋势进行反思与调整的必要。     

初探塞拉里昂特别法庭

塞拉里昂特别法庭是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主导创立的国际化刑事法庭之一。通过介绍其创立及创立依据的法律文件、其机构及其管辖权,总结出塞拉里昂特别法庭的特点,指出其兼备了国际特设刑事审判机构和国际化刑事法庭的优点。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创立及管辖原则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前南斯拉夫武装冲突中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而设立的国际特设法庭 ,该法庭不仅传承了纽伦堡和远东军事法庭的原则及审判精髓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延展了国际刑事审判的原则与理论 ,并未以后的国际刑事审判以及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建构提供了可行性的先导模式     

试论辩护律师的保密特权

辩护律师的保密特权问题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理论问题,对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权利义务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辩护律师的保密特权为研究对象,在考察两大法系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指出辩护律师保密特权司法保障的现实意义,进而对构筑符合中国国情的辩护律师保密特权规则提出个人见解。     

论灭绝种族罪的受保护团体

《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首次将灭绝种族罪规定为一项国际犯罪,但是在其生效以来的40年间,国际社会一直缺乏对灭绝种族罪的惩治实践,直到1995年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对阿卡耶苏案作出审判,才开启了国际刑事机构审判灭绝种族罪的先河。1998年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也将灭绝种族罪列为各项国际犯罪之首,以体现其严重性。本文试图对灭绝种族罪的受保护团体以及不受保护的团体进行讨论,以期为国际刑事司法中灭绝种族的定罪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国际检察官的独立性及其保障

国际刑事特设法庭,即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常设性国际刑事法院,对检察官的独立性都作了明确规定。这不仅符合国内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共同原则,也是打击危害国际社会的最严重犯罪的必要保障。可以说,国际检察官的独立性是国际刑法体系的一个结构性保障。     

中国法官最无偏见——访前南国际刑庭刘大群法官

6年前的一个春天,来自中国的刘大群先生经联合国大会选举,顺利当选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简称ICTY)法官,成为当前国际司法机构中最年轻的法官之一。     

论我国刑事法庭席位设置

法庭席位是法庭布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符号学意义.域外国家(地区)刑事法庭席位的设置具有许多共同做法.科学设置我国刑事法庭席位特别是被害人的席位,使之既能满足作证的技术性要求,又能体现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这不仅要借鉴域外的先进做法,而且要符合我国刑事司法传统.     

试论国际刑事管辖权——兼谈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刑事管辖权是国家之间确立的对国际犯罪进行缉捕、起诉、审判和惩处的重要管辖体系。本文首先论述了传统的四种国际刑事管辖权,即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和普遍管辖权。接着本文阐述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迭国际刑事法庭对国际刑事管辖权的发展,然后,本文分析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对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挑战。最后,本文分析了我国的从中引发的相关启示。     

论国际组织放弃豁免的方式

国际组织享有豁免,可能使得遭受国际组织及其代理人行为损害的私人无法得到司法救济。为了避免或至少减轻豁免给私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实践中由国际组织放弃豁免,然后认可国内法院的司法审判权,是平衡国际组织豁免权和私权的有效途径。对于国际组织放弃豁免的方式,历来看法各异。明示放弃豁免是被普遍接受的方式,但预先放弃豁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则成为学界的公案。而关于国际组织的豁免能否默示放弃,争论尤多。论证和澄清上述问题,对国际组织豁免理论的完善以及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内司法与外交部门的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审前程序律师辩护权必要性解析

审前程序律师辩护权不仅关涉审判公正之进行,而且直接维系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人权之保障。辩护律师审前程序的介入,是辩护律师作为社会力量监督司法运行的职能的内在要求。辩护律师审前程序介入与否在国际社会被视为判定刑事诉讼现代化与传统模式的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分野。     

刑事司法中的数据安全保护问题研究

刑事司法中海量收集使用数据必然带来数据安全保护的问题,现有法律对于此问题的规定存在不足,新出台的数据安全法对于刑事司法中的数据安全保护之规定亦过于粗疏,加之司法信息化加剧了刑事司法中的数据安全风险,有必要予以充分关注.刑事司法中应当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数据安全保护的重要价值取向,确定国家承担数据安全保护的主要义务,进而对刑事诉讼全程进行数据安全监管.具体而言,应当通过建立数据分类和分级制度、尊重和发挥数据主体在数据安全保护中的作用、明确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的数据安全保护职责、将检察机关设置为专门的数据监管机构并赋予其相应职能,从而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刑事司法领域数据安全保护制度.     

论联合国豁免的放弃

联合国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放弃豁免,是《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及有关国际法律文件明确规定的一项国际法律制度,这项制度美系到相美国际组织能否享有豁免以便履行职能和实现目的。同时也关系到与国际组织有关的其他各方,尤其是与国际组织交往的私人在国际组织一旦侵犯其权利的情况下能否得到救济。因此,国际组织放弃豁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联合国豁免的放弃必须由其有权机关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不论是民事行为,还是刑事行为,其豁免都是可以放弃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放弃豁免的权利。同时也构成其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     

国际刑事法院对国际法中属人豁免规则的发展

针对官员的刑事司法豁免权，虽然绝对豁免的地位依然巩固，但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限制性原则日益增长。针对官员的国际犯罪行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27条不仅排除了属事豁免的适用，还排除了属人豁免的适用。国际习惯法表明，国家元首等高级官员在国内法庭中享有属人豁免的规则没有发生变化，在国际犯罪中也不例外。但是在国际法中，国际法庭的属人豁免规则是不明确的。作为条约法，《罗马规约》对属人豁免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国际习惯法规则，对国际刑法做出了发展。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分析——以社会学制度主义为视角

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首要职责,需借助于控辩双方提交到法庭的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持着既怀疑又支持的矛盾态度,这使得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价值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折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考察,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缺失,在于其与刑事司法制度整体价值发生疏离,而且与国家权力体系没有形成制度性认同机制.为使裁判者真正获得来自辩护方的证据,需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设方面共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