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两少一宽”刑事政策——以乌鲁木齐“7·5”事件为视角

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表明＂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存在重大误区：人为地扩大＂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空间和犯罪行为的受害对象,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全面理解＂两少一宽＂政策的关键要点就在于必须把＂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严格限制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本民族之间的犯罪行为上,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的＂盗户效应＂。     

犯罪结构变化呼唤刑法精准治理

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应当顺应犯罪结构变化进行必要调整。当前我国犯罪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轻罪化和新罪化趋势,要求实行精准刑事政策,对轻罪、新罪分别适用"宽之又宽"和"宽严审时"的策略。轻罪化的犯罪结构要求刑法对犯罪进行分层治理,并针对轻罪设置特别从宽制度;新罪化的犯罪结构要求刑法创新治理,提高司法技术水平,加强甄别新型犯罪行为及其危害性,同时顺应新型犯罪态势的变化,适时调整犯罪的入罪门槛和处罚力度,提升刑法治理的精准性和社会效果。     

论“碰瓷”的刑事司法适用

2020年9月22日两高一部发布了《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作为首个专门处理"碰瓷"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文件,区分了"碰瓷"违法和犯罪的界限,为"碰瓷"的刑事司法适用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尺度。但在理解和适用该文件时,还要结合案情具体分析"碰瓷"违法行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以及转化问题,并在"碰瓷"团伙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和黑恶势力等适用方面准确司法,才能在"碰瓷"犯罪行为认定上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严打"中死刑的合理控制

在"严打"过程中,如何在现有的立法范围内正确处理死刑适用的问题,必须处理好"严打"所要求的"从重从快"的政策与刑法基本原则以及其他刑事政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合理控制死刑的适用.因为犯罪原因的产生是多方面,社会自身因素有着一定的责任.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中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其他刑事政策是我们合理控制死刑的依据.     

吸收犯与牵连犯的界限探析

吸收犯是指触犯不同罪名的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吸收关系,仅以吸收之罪一罪论处,而对被吸收之罪不再论罪的犯罪形态。吸收犯与牵连犯的区别在于:根据"法条内容及犯罪构成"判断,如果一犯罪行为当然包括或足以吸收另一犯罪行为,是吸收犯;如果一犯罪行为不能当然包括或足以吸收另一犯罪行为,是牵连犯。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减刑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已经确立。该政策在减刑中贯彻和运用时，应注意区别对待受刑罪犯；应“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应严格依法地适用减刑。     

浅议逮捕条件

我国一般逮捕条件有重嫌、罪重、社会危险性等三要件。“重嫌”要件要注意证据的环环相扣、查证属实，必须是程序上可追诉、具违法性、且应负罪责的犯罪行为；罪重要件较为宽松，具体操作中甚至可以不考虑对“社会危险性”要件的理解，呈现极端化，使这一要件在实践中等于被取消。由此，造成我国逮捕实施中的矛盾局面，一方面实行“少捕、慎捕”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面积的逮捕适用。     

论情事变更原则在我国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适用——以国务院"房产新政"为背景

2010年1月以来,国家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随着"国十条"和新"国四条"的颁行实施,全国各地又出台了许多地方性配套细则.这些政策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政策变化而导致的房屋买卖纠纷明显增多.当政府政策变动影响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时,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有助于矫正合同双方利益的非自愿失衡,保障合同公平.但情事变更原则有其严格的适用条件,需要结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特点对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和法律后果详加探析.     

关于公安机关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思考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要求,公安机关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了解我国刑事政策的历史沿革,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及实质。公安机关要抓好和谐理念教育学习,切实转变执法观念,加强理论与实务研究,尽快制定适用"宽""严"的具体标准和实施细则。     

"多予、少取、放活"乡村振兴发展主题的时代转换

"多予少取放活",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根本原则,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互动共进的发展大势下,"多予少取放活"也就有了不断更新的主题内容和时代蕴涵.只有通过全面创新的体制改革,从体制性、制度性政策层面上,切实推进落实"多予少取放活",才能在广大乡村真正实现"一核三治",奠定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再论"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的适用规则之一.理论上认为是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的延伸."一事不再罚"原则实际上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过度的侵害为其基本价值目标的.在实践中,对该原则的适用应把握对同一个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后,不得再以同一理由和根据对该违法行为再次实施任何性质的行政处罚.当同一违法行为违反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法律规范时,可以采用"重罚吸收轻罚"的方式处理.     

论排除合理怀疑之"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因"合理怀疑"内涵不清而陷入实践中误用、滥用的困境,因此亟待解释。"合理怀疑"的传统解释有三种进路,各有其局限性,也因此造成"合理怀疑"在司法适用中存在机械适用、适用严谨性不足的问题,乃至一定程度导致"证据裁判客观主义"复兴。故应立足法律实用主义,借助司法证明原理,考察"合理怀疑"在实践中的适用实例,对"合理怀疑"进行"怀疑""合理"两个层次的解构。"怀疑"的适用前提是全案已经形成一定的证据体系,而"怀疑"的生成源点有基于证据体系所存在的矛盾和基于逻辑、经验而产生的疑点。"合理性"的判辨则需要从三个维度入手:一是应以刑事专业法官的认识能力为判断标准;二是从主客观两条路径对"合理性"进行证成;三是"合理性"应达致"指控事实不具有唯一性"的限度。     

"直接适用的法"与公共秩序保留

"直接适用的法"和公共秩序保留是国际私法的两个重要范畴和制度.本文旨在深入分析"直接适用的法"与公共秩序保留之间的相关性,对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作比较性探讨.该文主张"直接适用的法"是公共秩序的反映和表现方式,而公共秩序则是"直接适用的法"产生的原因和基础."直接适用的法"发端于公共秩序保留,但有别于公共秩序保留.独立主权的国家在调整涉外民商事关系领域时,需要发挥它们各自不可或缺的作用.     

非法集资诈骗案件侦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集资诈骗罪为研究对象

近年来,非法集资诈骗类犯罪行为呈日趋高升的态势,且已经出现新的"变种",逐渐形成以依托通过公司、企业来实施,以响应国家新型产业政策、精准扶贫等为幌子,在房地产开发、新型旅游发展、医疗养老、民办教育等行业,利用融资投资、互联网+商务、基金运作、新能源开发等"外衣"的新型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这些新型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极具隐蔽性和欺骗性,案发后往往认定上存在法律适用的困难,本文主要从侦查实务出发,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以集资诈骗罪为研究对象,对集资诈骗罪的法律适用及侦查中的实务问题问题进行剖析研究。     

既定政策的学术研究:两种视角与四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为例

对既定的政府政策进行学术研究,既是政策诊断的需要基础,又是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学科积淀的必要内容。对既定政策的研究可以有两种视角,一是对政策进行延伸阐释,二是对政策进行总结概括。前者包括政策意义研究、政策类型研究两个维度,后者包括政策效果研究、政策实践创新两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政策为例,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在上述四层展开。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政策的理论内涵,也为其未来延展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     

重构与规范:刑事政策场域中被害情感的反思与出路

被害情感是被害人在经历犯罪行为后各种社会性需要满足与否的主观体验,是一种具有情景性、稳定性和深刻性的高层次精神现象,最常见的被害情感有愤恨、抚慰和宽恕三类。刑事政策场域中的被害情感在非理性和情绪化标签之外,本质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它在个体层面决定被害人的行为和策略,更在一定社会层面上奠定刑事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借助被害人教义学的辅助性和自我答责原则,可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限制被害情感非理性的成分,实现刑事政策场域中被害情感的规范化"出场"。     

解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研究,理论讨论当然重要,同时,从公共政策方面进行探讨也很有必要.由于基本国策具有全局性和统领性的政策特质,因此,无论是对政策问题的认识,还是对政策精神的理解,以及政策目标的设计、政策实施原则的确立等,基本国策都包含了较深刻的思想性内容.政策思想具有实践观念的意义,它与理论主张并不完全等同,但对实际生活的影响非常直接.理清"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政策思想,对推进这一国策的执行意义十分积极.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从政策问题的认定,国策的价值选择、目标体系、实施原则,以及与法律和具体政策的关系等方面,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包含的政策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刑事立法实务中的"强奸罪"探析

近年来,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实务中,"强奸罪"一直是争议的焦点.鉴于传统的刑法理论已与现行法律解释不一致,刑事立法部门必须尽快对"强奸罪"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强奸罪不应指具体的强奸罪罪名,而是指强奸犯罪行为,而在现行刑法分则中,有强奸行为的,却不一定构成强奸罪.     

宽严相济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适度。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蕴含的从宽理念一脉相承,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差距,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尚需明确适用主体、扩展适用对象、阐明法律内涵、解决效力冲突、完善封存模式、规范适用程序,并应通过检察监督权的依法行使保障该制度的有效运行。     

廉租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衔接问题研究

廉租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衔接问题突出表现为两房保障对象之间没能充分衔接和两房政策实施及监管过程相互衔接不到位。各地解决两房衔接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可分为创新制度和完善制度两个方面,前者从衔接两房保障对象入手,建立政策性租赁住房新模式,形成"廉租住房——政策性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三层次住房保障模式;后者保持"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两层次住房保障模式不变,从完善制度出发,逐步健全政策,加大执行和监管力度。为了更好地解决两房衔接问题,建议从两房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管三个方面综合考虑:统筹制定两房政策;建立协调机制,严格执行两房政策;建立有区别但又统一的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