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定罪、法定刑与量刑

论定罪、法定刑与量刑赵廷光定罪是司法机关对被审理的行为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进行相互一致认定的活动。其基本特征是：定罪的主体是一定的司法机关：定罪的对象是被审理的行为；定罪的根据是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定罪的内容是确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     

交通肇事逃逸情节的定罪、量刑功能

从刑法分则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释来看,交通肇事的逃逸情节,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对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在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后,逃逸情节对适用哪一档次的法定刑起决定作用。因此,交通肇事后的逃逸情节,既具有定罪功能,又具有量刑功能,而逃逸情节在交通肇事后会产生哪种功能,取决于交通肇事的具体事实和法律对此的相关规定。     

行贿罪的定罪与量刑

什么是行贿罪?现行刑法只简单规定了犯罪的名称,没有具体叙述犯罪构成的特征。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总结了实践经验,对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同时,又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人员的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就这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行贿罪的构成,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划清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同现行刑法的185条第3款规定相比,《补充规定》对行贿罪的规定,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犯罪     

谈朱来友、张咸梅挪用公款、贪污案的定罪量刑

朱来友、张咸梅挪用公款、贪污案,不但犯罪数额巨大,而且案情复杂,审理难度较大。由于我们坚持了“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圆满地审结了此案,赢得了社会的好评。 1988年,陕西电视台为吸引资金,成立了“陕西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译制部” (以下简称译制部),聘任个体经营者张成梅任理事长,并为张办理了工作证、特邀记者证,同时将译制部印章、财务专用章交给张使用。其实此时张咸梅已债台高筑,为弄钱还帐,1989年5月张咸梅到广东省珠海市,经介绍     

犯罪情节、认罪态度与定罪量刑

什么是犯罪情节?什么是认罪态度?犯罪情节与认罪态度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是法学理论上有所争论的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应当妥善解决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所谓的犯罪情节,就包括认罪态度.”这是不能令人同意的.犯罪情节,是指犯罪人从犯罪的预备、实施到终止全过程中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情况.它包括:犯罪人作案动机的恶性     

浅谈文物走私的定罪量刑

所谓文物走私，是指违犯海关法规和文物保护法规，非法运输、携带或邮寄文物进出国边境，逃避海关监督、检查，破坏国家文物管理制度的行为。这种行为侵犯的对象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所以，历来为国家法律所不容。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a文物法则都规定：走私一般文物的以走私罪论处，走社珍贵文物的，以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7年11月2…     

论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

本文立足于司法实践中对于受贿罪定罪量刑的需要,结合我国修订后的刑法施行一年多来在适用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和实际案例,对于受贿罪定罪与量刑的司法实务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主要内容包括受贿罪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以及对于立法规定的四个量刑档次如何正确地适用刑罚的问题     

盗窃亲属财物的定罪量刑

被告人张某于2002年4月1日13时许，在晨光华源服装超市内，趁无人之机，盗窃超市经理邱某(与张某0表姐妹关系)放在收款台下背包内的工商银行活期存折(内存人民币115，000元)及身份证各1张。后将存折中的钱款全部取出。同年4月5日下午，张某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对其盗窃事实供认不讳(赃款已发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利，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刑罚处罚。被告人张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为自首，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故判决：…     

论定罪与量刑的相互作用

定罪是量刑的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讲,定罪决定着量刑。但是,另一方面,量刑也会对定罪发生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从这层意义上讲,量刑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定罪。本文所要研究的正是定罪与量刑的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浅析贪污罪的定罪与量刑

目前,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贪污犯罪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犯罪金额也是越来越大,严重危害了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廉洁性,严重影响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惩治贪污、遏制腐败已经提升到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以及建设廉洁政府的关键的战略高度。合理准确地界定贪污犯罪行为对于打击贪污犯罪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文章从贪污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刑罚等方面着手,具体分析贪污犯罪在主观、客观、主体、客体、既遂、未遂以及犯罪界定等各方面具体论述,并列举相关学术观点,阐述笔者观点,以期为贪污罪之正确定罪量刑提供借鉴。     

恶性交通肇事行为的定罪量刑

飙车和醉酒驾车等恶性交通事故近年不断发生,已经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但是法院对这些案件的审理结果却有很大差异,因此,本文飙车和醉酒驾车等恶性交通肇事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论定罪量刑的社会学模式

现行刑事立法赋予法官享有一定的定罪量刑自由裁量权,该自由裁量权受诸多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定罪量刑的过程及其表现出的样式就是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定罪量刑的社会学模式以案件社会学理论为参照,并基本被实证研究所证实。由于同性质的具体案件的社会结构不同或同一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的社会结构不同,法官受其影响程度也不同,定罪量刑不公正现象由此而生。实现公正定罪量刑的关键在于避免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发生作用。     

浅议盗窃近亲属财物的定罪量刑

浅议盗窃近亲属财物的定罪量刑焦向东１９９２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盗窃自己家里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在社会...     

犯意不同型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

共犯是与单独犯相对应的概念。共同犯罪不一定要有相同的犯罪故意,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在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之间,具有同样性质并且相互重合的情形也能成立共同犯罪。对于此类共同犯罪,因各被告人的犯罪故意不同,应当根据相应的犯罪构成确定具体的罪名,行为人应该只就自己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责任。在共同犯罪中,根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应当根据各共犯的行为及其结果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浅谈醉酒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

一、基本案情2011年2月15日凌晨,周某某与朋友在重庆师范大学正门的＂欢乐迪KTV＂楼下因与他人发生纠纷,被他人殴打,遂向民警报警。在三角碑交巡警平台接受民警调查时,周某某因为酒后情绪激动,不听从民警调查和劝解,辱骂民警,并在此过程中抢夺了民警的配枪,后被民警现场抓获。经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乙醇检验报告显示,其乙醇含量为63.8mg/100ml。     

论法人犯罪的定罪和量刑

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曾是刑法学界的争论热点之一。虽然理论界争论仍在。但我国目前已经出现承认法人犯罪的立法,如《海关法》、《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及《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等。本文以法人犯罪肯定说为前提,对法人犯罪的定罪和量刑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谈对非物质利益贿赂的定罪量刑

谈对非物质利益贿赂的定罪量刑●吴孙谢心刚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受贿罪和行贿罪所指的“贿赂”仅仅是“财物”即物质性利益，并且该财物须被受贿人实际非法占有。非物质利益不是贿赂的内容。而实践中，以非物质利益行贿、受贿的现象却大量存在，例如出资“考察”和玩乐、帮...     

对知情不举行为定罪量刑的探讨

在我国刑法学界,对知情不举行为应不应治罪的研究,多数人都是从知情不举行为不是共同犯罪,也与窝藏、包庇行为不同的角度入手,认为知情不举属于道德问题,觉悟不高问题,应当批评教育或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不应治罪,如果仅就刑法的规定来说,这种看法无可非议。但是,不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去研究应不应治罪,就显得片面,就是没有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本文试就对该行为应不应治罪及如何治罪方面,谈些粗浅看法。     

违法性认识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本文通过实例论证违法性认识对定罪量刑的影响，认为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都存在着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的认识问题，并建议以《刑法》第96条的规定为统一的认识和判断的平台，将刑法分则中需要参照其他规定的空白罪状条款，统一嵌入“违反国家规定”的表述，确立违法性认识因素在我国犯罪构成中的地位。     

对陈延昌挪用公款的定罪量刑

被告人陈延昌,勇,五十三岁,汉族,贵州省福泉县人。原任福泉县农业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被告人李文波,男,四十五岁,汉族,陕西省南郑县人。原系黔南州商业局干部。一九八四年十月停薪留职,个人成立“都匀市文波信息咨询服务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