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合法经营”的释义学展开

司法解释对为合法经营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设置了特殊的定罪量刑标准。该解释不仅在理论上引发了“为合法经营”属于定罪情节抑或量刑情节的争议，司法实践中也因怠于解释兜底条款、扩张特定信息外延、不当适用曾受处罚又再犯的规定而陷入被虚置的窘境。分析发现，“为合法经营”不对判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成立发挥作用，而只是一种量刑情节；无论其是否(附带地或另外地)也作为违法性或有责性判断的客观、主观基础事实，“为合法经营”皆属于降低责任刑之情节。应准确把握“其他严重情节”的外延，严格解释“影响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类个人信息，调整“情节严重”中行为人违法犯罪前科的规定，防止该特殊规则的适用空间被不当限缩。同时，行为人获取个人信息用于合法经营的，即使因不满足其他条件而无法适用该特殊规则的，也可以在法定刑幅度内减少责任刑。     

出卖珍贵文物的定性分析

出卖珍贵文物的行为,根据刑法和《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构成不同的罪名。非业务的出卖珍贵文物类型的犯罪,可以构成非法向外国人出售珍贵文物罪、非法出售文物藏品罪,作为业务的出卖珍贵文物,可以构成倒卖文物罪和非法经营罪。     

利用“伪基站”发送广告信息的刑事认定

对利用"伪基站"进行广告推销活动的处理,应严格认定是否达到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准确适用刑罚。通过"伪基站"发送合法经营信息,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且行为人系初犯、悔罪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诈骗罪的区分——祝传耀销售伪劣产品案

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部包分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方式．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将二者混淆，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出现。对二者进行区分，需要我们对案情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真实交易意图，是否面向不同消费者进行判断，对交易的产品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以及犯罪行为是否会浸害合法经营主体的经济利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司法认定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犯罪,在司法认定中,应注意其客观方面要件,如“利用职务便利”、“盈利业务”、“为亲友经营管理”等的认定以及本罪与相关罪的界限。     

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与金融对策

近年来,我国非法集资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巨大问题.具体犯罪认定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公众"的界定,集资诈骗罪中如何推定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都值得探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用于合法经营行为的犯罪处理应谨慎判断.民闻金融逐步合法化是时代潮流,民间借贷融资不规范,合法借贷与非法集资界限不清,使得非法集资的认定泛化,阻碍了民间借贷融资的发展.在未来融资体制设计中,应建立健全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拓展多种投资渠道,合理调整民间融资政策,并培育良好的法制环境、经济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     

妨害业务行为的刑法规制

以威力、诡计妨害业务或者利用计算机妨害业务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业务者从事正当业务活动的自由,妨碍了经济发展。对这类行为以破坏生产经营等罪论处,既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非长远之计;对这类案件仅作为民事纠纷处理,既不现实,也难以保护正当业务。在当今社会,国家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刑法保护已经成为一项公共服务内容。社会的迅速发展变化使得刑事立法不可能追求稳定性。借鉴国外刑法的相关规定,增设妨害业务罪,并注重构成要件的类型化,是规制妨害业务行为、保护正当业务的理想路径。     

医疗事故罪立案追诉标准的几个法律问题

医疗事故罪应以医疗责任事故为限,立案追诉标准应限定重伤害危害后果和犯罪主体责任程度要件,可引入信赖原则确定医疗事故罪犯罪嫌疑人,其主观要件为重大业务过失。医务人员应积极应对,依法执业。     

浅议场外配资行为的刑法规制

场外配资为投资者炒股提供资金支持,配资方收取一定比例的配资费用,形式上看似借贷行为,但本质上属于非法经营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因该项业务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能否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较大争议。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对融资融券业务的专营性在法律层面上予以进一步明确,未经许可提供股票交易配资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适用刑法第225条第3项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论医疗事故罪的犯罪主体

医疗事故罪是修订刑法新增的一条业务过失犯罪。由于医疗事故罪的犯罪主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其犯罪主体的认识比较模糊 ,而且意见分歧较大。鉴于此 ,本文依据有关的刑法理论和医疗方面的行政法规 ,从犯罪主体的类型、特征和要件三个方面 ,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医疗事故罪的犯罪主体。     

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几个问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或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具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不能成为本罪主体.出于何种目的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医疗事故罪立案追诉标准的几个法律问题

医疗事故罪应以医疗责任事故为限，立案追诉标准应限定重伤害危害后果和犯罪主体责任程度要件。可引入信赖原则确定医疗事故罪犯罪嫌疑人，其主观要件为重大业务过失。医务人员应积极应对，依法执业。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中“亲友”的范围应如何界定

编辑同志:我们在办理一起国有公司人员涉嫌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案件时,对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中“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营”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亲友独资、控股、参股的公司或企业等单位进行经营的情形问题产生不同认识。请问,对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中“亲友”的范围应如何界定?唐山读者焦希山焦希山同志: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有下列情形之一,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1)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营的;(…     

执法检查并扣押物品之后

8万元引出的麻烦今年26岁的李红,系江苏省灌云县从事销售烟花爆竹的个体户,在其丈夫秦礼权承包了县日杂公司烟花爆竹批发业务后,她也在有关部门办理了各种合法经营手续,取得合法经营资格,开始对外零售烟花爆竹。后来,烟花爆竹管理权从公安消防部门移交到公安治安管理,李红夫妇办理有关移交手续时,遭遇到一系列麻烦。李红的丈夫秦礼权称:2001年5月的一天,他前往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办理进货手续时,治安大队教导员孙恒俊就开始向他索要钱财,秦因现在生意刚开始、投资大又难做而拒绝了孙的要求。2001年6月27日上午,孙恒俊突然又找到他说:“……有…     

医疗事故罪之刑事和解探讨

医疗事故罪在刑法上属于业务过失犯罪,具有定罪严、处罚轻的特点。对医疗事故罪适用刑事和解,可以通过医患双方和解过程所成就的教育感化和被害恢复,集中体现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精神和法律价值,对我国法治建设及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司法实践中却鲜见这方面的判例,而与医疗事故罪极具相似性的交通肇事罪刑事和解的判例却多如繁星。医疗事故罪之刑事和解,既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体现,也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通过分析医疗事故罪的特点、对比交通肇事罪,探讨医疗事故罪之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并就医疗事故罪刑事和解过程中的被害述说环节、和解处置措施等特殊问题提出初步构想。     

论互联网金融的行政监管与刑法规制

互联网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法律监管层面出现了真空地带。由于互联网金融属于金融业务的范畴,因而我们应当通过金融监管的方式以行政监管和刑法规制相结合的手段对互联网金融活动进行法律监管。应当以引导为主、以取缔为辅,对非金融机构参与金融业务的经营资质以及互联网金融活动的业务操作环节进行监管。司法机关应当根据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的不同情况,分别以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非法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和集资诈骗罪、洗钱罪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从传统犯罪到网络犯罪:业务犯罪的法理与立法反思

我国对涉业务犯罪采取碎片式的分散立法，并“寄宿”在有关不正当竞争犯罪体系内。依托关联罪名进行扩张解释的应急路径已暴露出理论薄弱、立法供给不足等问题。应确立狭义的业务与业务犯罪概念作为专属立法的基本起点。网络业务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依靠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生成的扩张解释路径明显吃力。新型网络业务犯罪具有独立属性，与传统业务犯罪既关联、又有别，实质上是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所保护的客体内容是正当、合法的业务。互联网经济以及反不正当竞争立法触发的行刑衔接问题，使涉(网络)业务犯罪的专门立法需求日益凸显。应以我国实际的立法需求为导向，合理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切实回应刑法保护(网络)正当业务的任务。现阶段可采取“区分制”,增设第231条之一妨害业务罪与第287条之三妨害网络业务罪，撑起双重保障。     

非法经营罪之“变相期货”的司法与立法

非法经营罪是司法解释最多的一个罪，也是司法实践中很难认定的一个罪，并且实践中这个罪也日益成为一个“口袋罪”。认定某行为是否非法经营，首先需要认定经营的性质，其次要认定该种经营是否需要特许。第一个问题往往是实践中的难点。我国期货业务由于起步晚。立法不完善．导致实践中比较混乱。对于一些类似期货交易的行为能否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关键还是看这些行为是否“期货”或“变相期货”。基于此，本刊由一则案例入手特刊登两篇文章．愿对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台湾：反贪污贿赂刑事立法形神兼备

台湾地区目前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主要集中在“刑法”和“贪污治罪条例”中。台湾地区“刑法”中没有关于贪污罪的专门规定，但对贪污性质的犯罪规定了三个条文，即第129条规定的违法征收罪和抑留或克扣款物罪、第131条规定的公务员图利罪及第336条规定的公务公益及业务上之侵占罪。     

打电话就能讨回钱 涉嫌非法经营被公诉

辽宁人李某在其经营的商务调查中心,雇佣业务员韩某等人从事追讨债务的业务。仅一年多的时间,先后接受单位及个人87份委托,委托追讨欠款金额达到2200余万元。检察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对李某及业务员韩某等人提起公诉。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公开审理了这一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