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爱情蒙了灰 “模范夫妻”输给了生活

在日子终于渐渐现出曙光的时候,侯灿却走错了方向九年前,一场车祸,致使安徽小伙侯灿高位截瘫,护士女友何涛不惜与家人决裂,不离不弃守候在旁,用瘦弱的肩膀撑起一个摇摇欲坠的家。2008年,何涛被中央文明办授予中国好人荣誉称号,2009年9月,她被评为孝老爱亲全国道德模范。可当道德模范的光环褪去,一地琐碎的生活让人疲惫唏嘘,美好的爱情被生活撞得头破血流。作为男人,侯灿一心想要帮妻子分担,而他的办法则把这个家推向了更为绝望的境地。2013年7     

网上贩卖出生证,“全国道德模范”的非法生意

正曾经满身光环的全国道德模范竟沦为贩卖出生证的犯罪嫌疑人。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妇幼保健所工作人员何涛是怎样走进犯罪泥潭的呢?2014年8月,原全国道德模范、安徽省六安市人大代表、六安市裕安区妇幼保健所工作人员何涛利用职务之便,从单位非法获取《出生医学证明》,交由其夫侯灿通过网络贩卖谋利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8月7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批准撤销何涛全国道德模范称号。此前,何涛的省、市道德模范称号已被撤销。     

一起关于《出生医学证明》行政诉讼案的评析

本文通过笔者参与的一起关于（《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诉讼案，分别对发放《出生医学证明》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卫生局作为被告是否适格、行政诉讼案件第三人进行了评析，还对发放《出生医学证明》的程序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     

论出生医学证明的可诉性——以公共行政职能为视角

出生医学证明是否行政诉讼的可诉行为,关键要看该行为是否具有可诉行为的三要素:公共行政职能;行政主体;利害关系。出生医学证明是医疗保健机构行使公共行政职能的表现。具备助产资格的医疗保健机构一般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公立或者私立医院通过法律法规授权具有行政主体地位。出生医学证明影响新生儿的国籍登记、户籍登记、血亲关系认定、母婴保健权的取得等,对他人的权益有很大的影响。出生医学证明具备行政诉讼可诉行为的三要素,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不服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内容的诉讼途径

[案情] 原告:黄海生. 被告: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 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 黄海生与任红艳原为夫妻.2009年9月11日,任红艳在怀柔区第一医院生下一女.2009年12月25日,第一医院签发了出生证编号为J110191088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跟随母姓).黄海生就该出生医学证明向怀柔区卫生局投诉.2010年3...     

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

在不当得利诉讼中,受益没有合法根据这一要件应由哪一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理论和实务界均有不同看法。搜集审判实践中的若干案例进行分析,更见判决观点分歧,矛盾迭出。没有合法根据要件应由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之人负证明责任,这符合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亦不会造成当事人间的利益失衡。经分析,相反的观点则难成立。对不当得利类型化,按不当得利不同类型分别理解没有合法根据要件,有助于深入理解其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一个“功能”的分析

证明责任作为解决事实真伪不明的法律技术与方法 ,被称为“民事诉讼的脊梁” ,但长期以来 (尤其在我国 )其特有的功能却未得到人们的认识和关注并进而取得独立的地位。本文通过探讨了证明责任的一系列特有的制度功能意图表明证明责任独立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证据立法有所助益。     

浅议“排除合理怀疑”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借鉴意义

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自身内容丰富、观点繁杂,证明标准在不同法系国家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一些差别。英美法系国家奉行的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国家的表述是“内心确信”、“高度的盖然性”。我国则是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随着我国诉讼理念的发展以及对证据制度的深入研究,我国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及“排他性”,”惟一性”这一标准过严、过高,无法达到,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在法律真实说的基础上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论刑事诉讼中“单位证明”的证据效力

单位证明是指以单位名义出具并加盖单位公章的、证明相关客观事实的书面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出现的"单位证明"应当区分形成于事前还是事后,形成于事前的单位证明是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据效力,而形成于事后的单位证明不符合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形式,需要有相关书证佐证或转化为其他证据形式才能具有证据效力。     

日本的“迟到证明”

日本许多公司的考勤制度非常严格,这意味着,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地铁在遇到特殊情况时需快速反应,恢复行驶.同时,细心的日本地铁公司也为遭遇地铁意外的人们准备了"迟到证明".     

从定罪的“证明标准”到定罪量刑的“证据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对定罪证明标准的丰富与发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只有定罪的证明标准,没有规定量刑的证明标准。多年来,理论界围绕定罪的证明标准展开热烈的讨论,实务界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证据确实、充分”从三个方面作出解释。本文认为该规定已从原来定罪的证明标准发展为定罪量刑的证据标准,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定罪证明标准的丰富与发展。     

思考在证据“拿来”之后——威格摩尔证明表格的逻辑化倾向及启示

人们普遍承认在由证据法学向证明法学转向过程中，威格摩尔是一位具有宏阔战略眼光的人物，但对反映其司法证明科学理论的著作《建立在逻辑学、心理学和一般生活经验基础上的司法证明原则》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主要与当时普遍重视证据规则立法、相对轻视司法证明内在结构与原则的研究不无关系。现在英美国家的证据规则立法已充分发达，而影响证据立法的体制与主要因素已有所变化，重新认识其司法证明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论倾向会对预测证据法晕的发展趋蛰与我国的证据立法实践有重要现实意义。     

证明责任与强制鉴定：“精神病”的鉴定问题研究

精神病的刑事责任问题在英美法国家经历由非此即彼的有无向中间环节的妥协,诞生了限制刑事责任;同时精神病证明责任的分配也由控方绝对责任向相对责任缓冲,并逐渐演变为辩方承担证明责任和控方承担说服责任配置方式。我国应当在借鉴精神病证明责任合理分配的基础上,构建强制鉴定制度,以此来促进精神病证明责任的合理配置流向,保证精神病证明责任的程序正当。     

“政府信息不存在”案件中证明困境的解决路径探析

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常会出现政府声称要求公开的信息不存在的现象,姑且将其称作"政府信息不存在"案件。此类案件的审理往往会陷入证明困境,被告应否对"政府信息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双方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法院是否有必要主动调查等问题,审判庭在审理中也没有明确的思路可寻。本文试图以极大发挥诉讼参与各方的证明能力为思维脉络,结合该类案件的特殊性以寻求合理的解决路径。笔者仅结合法理和有限的审理实践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所持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从一案例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适用

2004年11月19日凌晨2时许，本市某厂值班室的红外线报警器突然报警，保安人员进入厂办公楼，发现办公楼北侧一层的铝合金窗户被打开。经逐层察看，发现三楼总经理办公室被撬，屋内物品被翻乱。后保安人员在四楼楼顶发现犯罪嫌疑人杨某、戴某躲在角落，但两人身边没有赃物和作案工具。经查找，在两名嫌疑人楼顶所处位置的下方发现散落的被盗现金和手机。因该厂保安人员缺乏法制意识，未及时报案。     

周恩来是如何过好“亲属关”的

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学习周恩来廉洁齐家,严格过好亲属关,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像他那样,做出一点表率来开国总理周恩来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把过亲属关看得很重要,他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     

再审事由之“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初步解读

一、认定事实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认定事实是指通过确定的证据按照既定的规则推导出案件事实的过程。事实认定的过程在审理案件中处于中间环节,连接着证据认定和法律适用,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认定事实问题,需要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活生生的纠纷根据一定的框架分解、界定、重新结构成法律问题。也就是说,事实认     

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证明标准”的理解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创新地对“证明标准”问题进行了相关规定，反映出民事诉讼证据立法的进步理念和最新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若干规定》中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论证，以探讨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路径选择，以探讨其实践层面上的应对性，以期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进行理论与实践双重视     

从“开颅戒毒”谈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管理的立法

“开颅戒毒”成为近期社会一个争论热点,卫生部对这一颅脑手术用于戒毒叫停,也引起了各方的不同反应。国际上对试验性医疗行为,往往都是由医疗机构下设的医学伦理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实施或终止的,而在我国却是一个立法空白。透过现象看本质,笔者谨希望通过本文为我国关于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立法工作做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