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法制建设

毋庸置疑,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是全方位的,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显然也不例外。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律体系的全部,包括其制度、规则、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意识,都完全是自己独立创造的,而不吸收、借鉴他国法律的相关因素。在现代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中,这种借鉴、吸收或移植不仅发生在同一法系(包括同一法的历史类型和法系)内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西周直至清末经历数千年的法律实践活动,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法律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从而形成了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法律文化体系。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对传统法律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积极可取的因素吸收到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中,为建设现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     

试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

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既不是西方文化的整体移植与嫁接,也不是向儒学传统的"复归",而是中国文化在积极地进行自我批判以及吸收、借鉴西方先进文化成果的基础之上,向现代化的转型。     

公民道德建设的法制安排及其场域

既有的研究成果对道德立法的结论呈现两个极端:要么坚持"法律不能干涉道德事务",反对道德立法;要么坚持"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法律问题",坚决拥护道德立法。道德立法是必须且必要的,但并非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以或有必要成为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本身具有层次性。只有那些在性质上与法律规范具有同质性的道德规范才能够被法律确认和吸收。道德立法的场域应当限定在社会公德、家庭伦理道德与职业道德领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我国政府诚信之建构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特别是诚信思想贯穿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这对当前我国政府诚信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借鉴和吸收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诚信思想,使其服务于我国的诚信政府、诚信社会的建设,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晋商传统文化的法律理念探析

法律文化是支配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晋商传统文化是直接在传统法律文化的框架下形成和运作的。晋商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诚实信用、严格管理、任人唯贤、官商结合等体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征的原则。从晋商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其所体现的法律文化精神和法律理念，对于我国当前法治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亲亲相隐”思想的法理资源

"亲亲相隐"肇始于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发端。千百年来,其已演变成中华法系传统中的一项特色法律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被视为封建糟粕而未被立法借鉴和吸收。在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语境下,如何认识"亲亲相隐"?研究"亲亲相隐"的意义何在?本刊就此系列问题采访郭齐勇教授。     

全球化的法律意义：多样性的统一

在全球化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弘扬本民族的法律文化与吸收外来法律文化，建立符合国情、民情的法律制度与加强国际间法律合作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如何确定其法律发展的道路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法律发展的多样性和趋同性作为其立足点，即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寻求多样性的统一。     

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我国法律文化对于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来说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儒家思想对法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对古代法律文化儒家化的正确认识有利于弃糟粕而吸收其精华,能提供一些有益思路给法治现代化模式之构建。     

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江口村文化建设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一直以来,少数民族地区都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重点区域。少数民族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也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凝结之地。广西灌阳县江口村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其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等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决定了该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应采用"文化+生态"发展模式。对该村进行实地调研,探索其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成效及经验做法,挖掘存在问题及不足,不仅可以为该地的发展提供一定思路,还可以为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法律思想及其对构建当代法治社会的现实意义

柯切恩海姆的"法律政治化"的思想和哈贝马斯的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律思想的主要体现.前者强调了法律的政治功能,却忽视了法律的社会功能.后者把法律与制度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及其出路的理论都具有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只"破"不"立"、过于偏激等缺陷.我们建设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确立良法之治以及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方向、树立科学的理性与批判精神等方面,都可以从他们的法律思想中吸取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     

借鉴吸收 移植发展——谈中国法律移植问题

法律移植是指一个包含立法主体的法律单元,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其他法律单元同时或历史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使之成为本法律单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有效实行行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经济法——学习《国际经济法》的基本视角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国际经济关系的变更。由于国际经济关系正是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所以,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对国际经济法的存在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学习《国际经济法》首先应当以全球化的视角审视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动因及趋势,有助于我们吸收和借鉴当代世界法律中先进的法律文化和法律技术,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礼治”观念回归的法治意义解析——以民国乡村自治立法为例

晚清"西法东渐"运动中受到冲击的"礼治"观念,在民国地方自治立法当中悄然回归。这一近代中国法制改革的片断启示我们:应当秉持文化自信观念,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自在性"特点,发掘其与中华民族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生活的历史联系,重视以"礼治"观念为思想内核的习惯法和伦理法在法治建设当中的道德支持和规范引导功能,正视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充分吸收传统乡村治理法律文化的精髓,促进当代的乡村治理法治化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六支服务团队”成就一代京剧大师梅

推动首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急需培养一批名家大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鲁炜多次强调,造就具有跨时代高度的名家大师,要吸收借鉴"梅兰芳六支服务团队"成功经验,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形成高端文化人才培养模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发挥文化中心作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的意见》也明确提出,要围绕名家大师,从编剧、策划、评论、宣传、营销、投融资等方面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专业人才服务支撑体系。近日,本刊特别约请对京剧艺术和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李峰博士,重拾"六支服务团队"成就梅兰芳大师之路的点滴旧事,以期带来有益的启迪和启示。     

借鉴吸收 移植发展

法律移植是指一个包含立法主体的法律单元，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其他法律单元同时或历史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使之成为本法律单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有效实行行为。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法治作为人类法律秩序，有赖于文化的支持。西方文化所蕴涵的超验性独立品格、理性主义、追求正义等精神为其法治的成长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欠缺法治成长的精神根基，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移植，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同时对中西文化进行整合，以创建一种现时代精神的新型文化，为当代中国法治奠定竖实的文化基础。     

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指的是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法律规则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使之成为该国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律能否移植及法律可移植的程度、范围,移植的方式等问题、中外法学界中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 法律移植是一个现代比较法学的概念.孟德斯鸠(1689-1755)早在1748年.就曾就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对另一个国家的适用性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法律必须与国家的一般条件相和谐,因此,它们不可能在其被制定的国家之外生效.“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详细论述了法律在国与国之间适用性的阻碍因素;一是环境因素.包括气候、土壤等地理因素,生产方式、人口、财富和贸易等社会因素以及宗教、传统和习惯等文化因素;二是政治因素,如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等.     

中国法治道路的内生性逻辑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全国上下达成新的共识,但由于多元文化及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究竟什么样的状态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还众说纷纭。一个国家的法治道路,"内生性"逻辑是决定性的,而不可能是"外源性"的借鉴和移植。只有深入理解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才能真正贴近中国实际,了解中国法治的"内生性"逻辑,从而探寻法治的中国道路。     

"恶法非法"传统在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养成:阻却因素与实现进路

"恶法非法"传统在中国社会的养成是法治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小农经济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产生的直接根源:欠发达的市民社会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发展的社会动因;儒家文化是阻却"恶法非法"传统生成的文化因素.在这些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阻却中,"恶法非法"传统在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养成可以从如下路径推进:从制定法律上防止恶法产生;从法律的实施上良法得以实行;从法治理念上法律被民众信仰;从救济机制上对"恶法"的危害及时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