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为我党领袖的认同

1938年7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进行了重要的谈话。据王稼祥回忆,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全党,要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为领袖。     

延安时期王明挑战毛泽东领袖地位始末

30年代初,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其结果是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漫漫长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共领导层的核心和领袖,而走下权力巅峰的王明则去苏联,在共产国际任职。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回国。他以共产国际自居,目空一切,独断专行,颐指气使,企图夺取中央最高领导权。毛泽东同王明的错误观点和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排除了王明机会主义对权力的挑战。党的七大最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中共领袖更替历程(1921-1935):从由共产国际指导到独立自主决定

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产生与更替都是由共产国际指导和决定的,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是如此。长征途中,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暂时断绝。遵义会议实质上罢免了博古的最高领导权,并选出了新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这次领袖更替是中共独立自主进行的,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更替方式的重大转折。     

毛泽东思想为何在延安时期发展成熟

在井冈山时期,中共早期领导人把苏联经验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对毛泽东提出的适合中国特点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及其具体主张,并未完全承认和支持,     

论王明等与米夫的通信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1929年王明白苏联归国后，只是从事一般的宣传工作。但是王明借着共产国际反“立三路线”的浪潮，不断的写信对李立三、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投诉，增加了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视为反“立三路线”英雄，也被认为是忠实于共产国际的，使共产国际决定重用王明等留苏学生。同时王明又借助了来夫的帮助，得以成为进入中共的领导人。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对待毛泽东的真实态度

1931年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政治局委员，开始了“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王明及其支持者对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相继剥夺了其在中央苏区党、政、军的领导权，并试图将他送去苏联。但是共产国际十分赞赏毛泽东的工作成就，反对对其打击，并阻止了将毛泽东赶出中央苏区的计划。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互动沟通

正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挽救了党和红军。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开始纠正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尊重共产国际的前提下,独立自主探索自己的方针政策。1934年5月,季米特洛夫被选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他正式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1935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季米特洛     

共产国际究竟如何看待毛泽东?

文献资料表明,在毛泽东作为根据地领导人时,共产国际对他曾多次加以赞扬,评价颇高,对其带领队伍"上山"等举动也颇能容忍。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之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鉴于其与共产国际路线保持了基本的一致,且能抓住时机壮大和发展党的力量,故而仍然比较满意。他们对毛泽东的不满主要发生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中共由于自己的实际困难而没有满足其出兵要求这一行为视为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且对整风运动期间把王明等党内教条主义者作为批判对象也颇为不满。     

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

王明是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他凭借共产国际背景而一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把马列主义绝对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虽然他在事实面前一再碰壁,但碰壁后,他仍心有所恃而坚持错误。在他的错误主张被否决后,他感到了失落,但他不是从失落中反省,而是纠缠于错误,责怪别人,暗中诋毁毛泽东,甚至向共产国际告状。     

季米特洛夫与王明

毛泽东这样谈论《季米特洛夫与王明》:“季米特洛夫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毛泽东与王明的领袖角逐及其启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与王明围绕中国革命道路如何走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并外化为领袖地位的角逐。斗争的导火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开始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而一度居于上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转折点,毛泽东得到了党内大多数和共产国际的支持而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此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的党内领导地位全面树立和巩固。在与王明角逐领袖地位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探索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王明曾经称颂毛泽东

当年,王明重返莫斯科,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他通过无线电,继续遥控以博古为“舵手”的临时中央,实际上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太上皇”。 王明称颂毛泽东是出色领袖,莫斯科出了毛泽东著作单行本 王明不像李立三那样轻视苏区,公然反对农村包围城市,他重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李立三强调城市暴     

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

1938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乘飞机取道新疆赴苏联,前往共产国际完成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党中央和毛泽东派任弼时此行共产国际,还得从王明回国说起。1937年11月29日,共产国际派苏联专机送王明、康生回延安。在此之前,王明在共产国际呆了整整6年。由于共产国际远离中国革命实际,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太了解,王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高度信任。1931年10月,王     

走下权力巅峰的王明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1931年1月7日,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一下子越过中央委员一层直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党中央的权力,后虽去了莫斯科,但仍遥控指挥博古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核心领袖。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失去了昔日的权威,走下了权力的巅峰。     

季米特洛夫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持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国共合作抗战实现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对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继续进行了较多论述、指导和帮助,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过重要政策指示和建议,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实践运用。季米特洛夫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维持和发展看作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将其置于共产国际当时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首要地位。他多次预估到国民党内的反共投降危险,提出的诸多政策性看法和建议对中共采取正确应对策略,回击国民党内部反共投降派,维护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大局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历史紧要关头,他力避抗战统一战线破裂,中共对其意见和建议择善而施,对维系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性建议和指示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历史的抉择──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之争

抗日战争初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抗日的军事战略等问题上，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他的正确主张被全党所理解和接受，他的领导地位也最终在全党确立起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不巩固。抗战初期，王明自苏联回国，毛泽东再次面临挑战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及共产国际负责人之一的王明正在苏联。当时，中国国内已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针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     

共产国际早期对毛泽东的态度

正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最终确立都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同共产国际结下了不解之缘。1921年7月,28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记录时,就已经引起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注意。两年后,毛泽东之所以能在中共三大进入党中央领导层,与马林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     

潘汉年对红军长征的杰出贡献

潘汉年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作出了杰出贡献,主要表现有:作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同粤军陈济棠部进行秘密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达成了"借道"协议;受命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情况,争取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遵义会议的肯定与支持;把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及精神带到中共中央,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根本转变,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性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支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对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对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

王明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执行“左”倾冒险主义,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而闻名于世。与此同时,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在这期间也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对于他所作的一些工作,特别是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宣传,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王明在1945年4月20日写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各位同志     

伟大的创举──延安整风

陕北。延安。 １９３７年 １１月 ２９日，一架飞机在延安的简易机场降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王明偕同康生等人缓步走下飞机。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在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辞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然而，毛泽东用他那热情的怀抱迎接回来的王明并没有改掉忽“左”忽右的作派，此次回国更以为掌握有共产国际的新精神，因而显示出一派“钦差大臣”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