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三种模型说明,公共物品的地方垄断往往会导致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培育,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条件逐步具备。要走出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构筑公共服务的现代治理模型,就必须打破地方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锁定"状态,在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相互支持的合作———竞争机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创新绩效评估体系,实现地方公共服务的体制创新。     

论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框架的既定方向.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创新就体现了这一方向.政府通过购买社区公共服务,从而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项目管理,提高基层政府的社区公共服务的责任,推动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探索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运作模式,同时,加强社区专业服务人员的供给,最终交现社区政治、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三赢".     

论公共服务的社区化——以昆明市盘龙区劝学社区为例

公共服务社区化已成为世界性的选择。社区成为全球政府实现治道变革的平台,它能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有利于形成政府与公民“双赢”的局面。目前我国公共服务社区化中存在的问题是:“行政化倾向、市场化倾向、搭便车和不规范行为等。公共服务社区供给的改革应包括:对社区供给的繁复的公共服务进行科学定位、加强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建设、与政府合作、建立社区公共财政体制、探索多中心集体选择的激励机制和提升社区能力。     

论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跟进路向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凸显,协调和解决好这些矛盾,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农村公共服务与城市相比,处于“低洼”地带,而“农民自觉”又要求享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农村公共服务的跟进就成了必然要求.探求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扩大的原因,从资金短缺这一“表象”出发,分析其深层次的根源.力图通过转交政府行为理念、明确供给主体、矫正主体异化、创新机制、合理分配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权等途径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落后的局面,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西方新城市管理：理论轮廓与反思

近十几年来,公共服务途径经历了重大转型。一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公共服务精神受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挑战。新公共管理理论主要依赖私部门管理实践,强调将竞争引入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性。实践中,新公共管理力求将市民(公民)定义为产品的消费者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顾客。研究显示,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促进了某些城市服务的改进,但也存在严重局限。主要表现在它不能释放改进公共服务的关键动力———市民和社区能量。作为一个整体,城市领导者与管理者在重塑公共服务改革议程中有着关键作用。作为改进城市治理质量,必须处理3大关键挑战。并将这一途径称为“新城市管理”,以寻求管理变革与地方政治复兴的融合。     

融合“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的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在社会公共领域,面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公共性成长缺失的治理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寻求“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社会共治模式。社会共治的治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加快“放管服”的改革进程,也需要以具备专业性和创新力的社会组织业态作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基础,还需要权衡基层政府的治理效率和风险,采用“适度”的行政干预将社会自治能力的生长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社会建设引导基金是公共治理的一次创新尝试,在社会共治理念下,它通过融合“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的机制设计,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和企业的优势力量,最终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增效,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旧乡村里的新城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治理

伴随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我国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新增空间”。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带，人口结构复杂、城乡文明交融，城市“新增空间”很容易成为“风险集中带”，大量风险矛盾向社区层面挤压。调研发现：生长于旧乡村的新城区，面临城镇新市民融城之难、治理主体权利互损之险、社区治理滞后之乱等风险。引入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后分析得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是上游政府职责缺失问题在下游社区的集中爆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职责脱嵌”与“政府社会失联”的“双重缝隙”。为推进社区治理，应当构建“前期土地审批规划—中期质量监管—后期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无缝隙职责体系，强化政府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快速城市化的产物,亟需建立起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文章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视角,界定了村改居社区的四个治理主体即基层政府、自治组织、居住人群和社会组织,认为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政府单一治理模式的特征突出、社区管理体制比较混乱、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等困境,提出基层政府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引导其他主体发展壮大并平等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无差别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通过亲情社会的维系来重构社区认同应成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突破口。     

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多中心秩序

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品（包括公共服务）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共服务短缺和低效已成为社会转型期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则是在社会范围内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载体和尝试。社区公共服务是指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因而单纯的市场生产者无法收回成本而不得不委托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或其他组织提供的服务。但经验的单中心模式被证明存在缺乏效率和敏感性、不计成本、寻租行为等弊端，多中心秩序安排，尤其是引入契约、委托代理机制的多中心秩序安排在提高公共服务绩效、降低成本等方面因比较优势而成为当今社区公共服务提供和生产的首要选择。     

政府模式比较分析与中国的阶段目标选择

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模式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当代中国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成熟起来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 ,中国应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 ,建立一种积极的服务型政府模式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以长春市H社区为个案

本文以H社区为个案,对比了政府绩效考评与居民满意度调查两种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从显性的绩效评价指标和隐性的社区治理结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政府的绩效评估重效率,轻效益;重有形,轻无形.这些特点根植于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居于主导地位,自治组织处于附属地位,居民评估主体地位缺失.基于此,建议以"强政府、强社会"为目标,确保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大力支持社会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活动,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进而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以“国家与社会合作”模式加强和促进上海社区学校的发展

要继续加强和促进社区学校的发展，我们面临重要的模式选择：选择政府全面统一管理的模式，还是选择社会力量自主管理的模式，还是选择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模式？选择何种模式来继续加强和促进社区学校建设，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以“政府与社会结合”模式作为继续加强和促进上海社区学校发展基本模式的可能性。     

中国服务型政府建构的路向分析

中国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是政治、经济和行政长期一体化的结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由于这种政府管理模式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因此,可称为“权力行政模式”。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内改革和参与解决全球问题的双重压力,给政府管理带来根本性的挑战。“权力行政模式”难以适应21世纪的政府管理要求。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是未来政府管理可选择的理想模式。     

论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基于对全国农村社区实验建设的实证调查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自2007年开始,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倡导国家、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促进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开放性、包容性发展.     

嬗变与重构: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分析

公共服务是国家与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经历了从"集权熔合—公平至上"型模式向"解制分立—效率优先"型模式,并最终向"多元竞合—均等共享"型模式嬗变的历程。模式转型意味着其内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以及技术选择的革新。回溯中国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历程,有助于在中国语境下解析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型,探寻其进一步创新的现实路径,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边界的重塑、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     

权威主义还是合作主义——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视角及其发展方向

对于“多元主义”、“社会合作主义”、“国家合作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等多种政治文化或政治体制视角,在坚持和给定中国现有制度和文化的前提下,我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应该调整和转化为“社会合作主义”———即赋予社会和民间更多的自主权,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逐利行为,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而非社会与国家合作。     

民主参与、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基于全国10省95县(市、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0省95县(市、区)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民主参与与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有显著的负向相关;而社会资本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在民主参与方面,公民主动接触和政府回应均负向影响农户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程度相当。经过调研发现,此现象的原因是政民之间的沟通渠道不畅,农民难以和政府官员直接接触,政府未及时向民众作出应答。在社会资本方面,活动参与、社区安全感、社区信任均正向影响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其中社区安全感的影响程度最大,活动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社区信任影响度最小。另外,农户年龄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论构建服务型政府中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实现政府转型，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从以往“以减为主”的改革，转向增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关键在于精简、提高效能和机制的完善。     

新时代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面临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圈内化”现象突出,市场化程度滞后,严重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研究发现：公共产品的模糊性、购买制度的模糊性和交易关系的模糊性所构成的政府购买信息非标准化是影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主要“症结”;不同社会组织距离政府中心的位置远近直接影响其项目获取能力,紧密组织具有赢得政府购买的天然优势,独立组织在政府购买中处于相对劣势,松散组织游离于二者之间;政府的强权威和“稳中求进”的思维惯性往往倾向于“圈内购买”,造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难以市场化。建议通过建立公共服务市场化清单,明晰公共服务边界;完善购买制度体系,强化制度约束;加大培育市场化社会组织,强化功能引导;优化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购买机制,提升政府购买公开透明度等举措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与路径选择——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

不断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是破解当前公共服务供给困境,构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制度、社会需求和资源支撑等视角出发,构建了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下公共服务创新类项目进行了系统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晋升激励是引致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充分条件,领导支持是驱动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在创新的代表性路径中,公民参与和媒体报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改革本身的难度对创新工作的影响有限;行政主导型、需求诱发型和多方互动型的创新模式是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时选择的主要路径模式。未来中央应更注重从制度层面激发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热情,降低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政府进入门槛,同时应注重激发公共服务创新要素组合的叠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