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作为犯罪之先行行为

自十九世纪末的德国法院在判决中首次确认先行行为是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以来,刑法理论界就从未间断对先行行为的研究与争议。本文诣在以不作为犯与不真正不作为犯通说观点为理论基础,结合比较研究对先行行为的定义、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先行行为的范围进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作为义务来源之先行行为问题上的见解。     

关于不作为犯罪的思考

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积极行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的行为。①以不作为实现了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称作不作为犯罪。不作为犯罪分为真正不作为和不真正不作为犯。不作为犯罪的犯罪构成包括不作为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结果回避的可能性,以及作为义务的履行可能性等具体的问题。     

论不作为犯罪的先行行为范围

先行行为,也称先前行为,以事后的不作为行为为参照物,即是指导致法益处于危险状态并由此产生防止该状态义务结果的(先)行为。作为产生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一种,一般而言先行行为具有三个条件,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行为所伴随的法益受损的危险状态、行为与状态之间具有因果联系。在这三个条件中,行为条件是基础,为避免不当扩大或者缩小不作为犯罪的适用面,对先行行为的范围有必要加以准确界定。     

对合法行为能否引起作为义务的探讨

犯罪形态可以分为作为犯和不作为犯。不作为犯又可以分为真正的不作为犯和不真正的不作为犯,对于不真正的不作为犯,法律并没有规定具体的类型,目前只停留在刑法理论阶段,因而分歧比较大,特别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本文从先行行为中的合法行为能否引起作为义务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一下合法行为可能引起作为义务的情形,对其进行一个较清晰的界定,以期有裨于理论与实践。     

对不作为犯罪实质的思考

“不作为也是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从世界各国的刑法实践看,都认同把不作为犯罪作为一种犯罪形式来对待,然而不作为与作为之间鸿沟却一直都存在着,如何弥合这二者之间的差异,需要从作为犯罪论中最基础的“行为”概念着手,通过准确地把握行为的实质,从根本上统一对作为与不作为的理解,本文尝试以在分析目前主要行为理论的基础上,以人格行为论的行为理论视角结合马克思主义与行为的理解,以期深化对不作为实质的把握。     

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中不作为犯的比较

本文旨在比较分析两地刑法中的不作为犯的异同,通过小悦悦事件引出中国内地与澳门在刑法中与实践中对不作为犯规定的不同,对两地现有的规定结合刑法典进行分析,着重比较两地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之异同,通过对两地不作为犯问题的探讨,从而借鉴与完善中国内地的规定。     

关于旁观者不作为侵权行为的法律思考

侵权行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这是最基本的划分方式。我国侵权行为法大都集中在作为侵权行为,忽视了不作为侵权行为。但是,近年来一些不断涌现的新型的侵权案件给理论界提出了新的问题,用传统的研究方法解释某些问题显得过于牵强。本文拟对旁观者不作为侵权行为在理论上进行清晰地界定,从而在立法上给以明确的指引。     

论道德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罪的非难理由

近年来,就不作为犯罪而言,究竟道德因素能否成为对行为人非难的理由逐渐变为了刑法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不作为是一个与作为相对的概念,一个人因为没有做一件事情而获罪,本就是一种刑法上的特例,故而行为人必须本身就具有某些法律所规定的作为义务,只有违反了这些特定的义务才有可能犯罪。而在刑法所规定的这些义务中并不包括道德方面的义务,因此关于是否应将道德纳入到法律体系的问题,一直处于争论不断的状态之中。众所周知,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其为维护社会安宁的最后一道防线,故而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只能归由道德来进行调整,否则刑法就太过于暴虐。因此,我们不能以道德原因指控行为人的不作为而对其进行非难。     

浅谈行政不作为下的法律救济问题

我国在近段时间的行政诉讼中,行政不作为案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以至于行政不作为在行政法中成为较为突出的一部分,而行政不作为下的法律救济问题则成为当今行政法中着重分析研究的一方面。即使我国的法律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伴随着一部分法律条文的改动,但是行政法中的行政不作为在现实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论不作为犯罪与未遂形态的关系

不作为犯罪在司法实践之中已经变得普遍,其中所涉及的形态也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不作为犯罪中是否存在未遂形态的停止形态也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对未遂和不作为犯罪关系的研究,不仅仅加深了我们对于整个刑法体系的认识,同时也让我们对于刑法之中一些基本原则,如有利于被告人、罪刑相适等等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