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

从广义上说，“中国道路”可以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从狭义上说，“中国道路”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要把握好“六个坚持”。     

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访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太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i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特就特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就如何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精神，本刊记者采访了省社科院研究员李太淼。     

1954—1978，中国多次对非洲无偿援助

众所周知，中国在国际关系上，自古就讲求道义，主张“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上提出和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互利，这便自然使我们站在反对一切压迫的立场上，将援助亚非拉人民作为自己的国际责任、国际义务。同时，中国在遭受殖民者压迫上，与亚非拉地区有着相似的经历，屈辱的经历使中国人民与广大殖民地人民感同身受。另一方面，积极反对殖民主义是新中国生存和获得较好国际环境的必要条件。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     

感恩我的家乡湖南

三湘大地，自古人杰地灵，风流人物辈出，一代名臣曾文正公和缔造了新中国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皆出生于此。不唯有杰出的政治领袖，湖南也孕育了齐白石、沈从文等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和文学家。湖南在地域上不是中国最大的省，在人口上不是中国最多的省，而在文化上却是最有特色的省份之一。敢说，敢做，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模式和动力机制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总体上是政府主导的，主要是大力发展乡村城镇化，仍存在较严重的城乡失衡和滞后性，但日益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形成了独特的运作模式和动力机制。在运作模式上，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属于滞后型的城市化，但城市化与经济的协调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动力机制上，政府主导城市化，市场配置城乡资源的作用难以发挥，但市场机制的推行促进了城市化发展。分析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模式和动力机制，不仅有利于认识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伟大成就，而且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为中国城市化更好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模式和动力机制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总体上是政府主导的，主要是大力发展乡村城镇化，仍存在较严重的城乡失衡和滞后性，但日益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形成了独特的运作模式和动力机制。在运作模式上，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属于滞后型的城市化，但城市化与经济的协调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动力机制上，政府主导城市化，市场配置城乡资源的作用难以发挥，但市场机制的推行促进了城市化发展。分析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模式和动力机制，不仅有利于认识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伟大成就，而且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为中国城市化更好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三维探赜：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选择，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厚重的历史依据、坚实的现实依据。在理论依据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实践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是其直接的理论来源。在历史依据上，中国式现代化围绕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两大主线，历经近代以来各个时期的接续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最新成果。在现实依据上，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中国的综合国力稳步上升，雄厚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石，昂扬的精神状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魂；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整体下行，当前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景遇。     

黑瞎子岛“一岛两国”待开发

今年7月，俄新社编发消息：“阿穆尔河上的塔拉巴罗夫岛和半个大乌苏里岛（中国人称之为黑龙江上的银龙岛和黑瞎子岛）上的勘界工作已经完成，8月即可移交给中国。”在俄近代史上，以和平签约形式将实际控制的领土交付他国，这还是首次。     

复合民主：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形态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其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实际贡献。在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经历了各种模式的民主实践，最终选择了人民民主。中国的发展实践和发展成就，不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证明中国的民主发展道路具有合理性，中国民主运行模式具有有效性。然而，中国的人民民主还需要有更好的、更深入的进步和发展。这就需要在既有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从实践提炼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从而获得提升和发展。     

中国失地农民现状、原因与对策

千百年来，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血浓于水，唇齿相依，是须臾不可分割的两个名词。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农民不断从土地上剥离出来才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当我们把实现小康的希望放在城市化的道路上时，城市化、工业化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掀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的三条重要经验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都有了大的飞跃。经过这一进程．我们总结出三条重要的经验，即在理论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社会主义要切合中国实际：在政治上，保证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只能坚持社会主义；在规律把握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性——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     

党务知识在线问答

怎样理解党章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 第一，可以帮助全党同志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在新时期伊始的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党要在中国的建设问题上完成当年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完成的开创自己道路的任务。     

论红旗渠精神与中国梦的内在联系

红旗渠精神可以在中华民族精神中找到“基因”，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依然在延续。弘扬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与有效途径。因此，弘扬红旗渠精神与实现中国梦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本质上一致，逻辑上相通，二者具有双向互动关系，相互作用、相互推进。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红旗渠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弘扬红旗渠精神，让梦想插上精神的翅膀、能够为中国梦提供思想基础和强大动力。     

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突破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因此，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有必要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实践和战略上的创新突破。     

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运动为什么被称为“大革命”？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宗旨是“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列强，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宰割中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帝国主义是通过中国的封建军阀来间接地统治中国的。中国的军阀，当时以北洋军阀为主，因此，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的大革命是一场民族民主的大革命。     

邓小平的治国艺术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驾驭中国这艘巨轮的英明舵手。这位被世人尊称为“中国现代化之父”的总设计师，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充满着传奇色彩。这种传奇，既体现在他治国的非凡胆略和超群才能上，也体现在他高超的治国艺术上。他作为20世纪的中国三大伟人之一，不仅以他创立的理论指引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而且以他极富魅力的治国艺术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敬佩。     

邓小平的治国艺术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驾驭中国这艘巨轮的英明舵手。这位被世人尊称为“中国现代化之父”的总设计师，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充满着传奇色彩。这种传奇，既体现在他治国的非凡胆略和超群才能上，也体现在他高超的治国艺术上。他作为20世纪的中国三大伟人之一，不仅以他创立的理论指引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而且以他极富魅力的治国艺术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敬佩。     

观点

“和平崛起”为何屡被误读？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明进撰文称，国际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种种误读，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首先是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英、法、德、俄等西方大国都是伴随着战争崛起的。其次，西方文化的外向性和对“力”的崇拜，演变成了武力竞争和扩张意识。西方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宗教上的一元论．造就了对中国某种身份上的排斥。此外，对古代史上东亚朝贡体系和当代中国认知上的时空错位也是一大原因。     

“贞观之治”的决策机制探微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形成，作为领导活动之灵魂的决策机制有其独到之处。从总体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都是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只有皇帝才拥有最高决策权，贞观时期亦然，但在具体的决策机制上，唐太宗极力营造一个“君臣合契”、“共理天下”的政治局面。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而这种政治局面的形成，不仅仅依靠思想作风建设，更重要的是制度上机制上的保证，制度上机制上的设计使得贞观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