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六典》御史监察制度初探

《大唐六典》御史监察制度初探刘树林自商鞅变法废分封而立县制，至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为使皇帝有效监督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御史监察之职便应运而生了。一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官是由史官职能演变而来。传说黄帝时就有史官仓颉...     

中国古代官德建设及其现代借鉴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官德建设。官员的道德修养,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为了保证官吏能够按照官德的要求去为官行政,朝廷推行保障官德的教育——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并举、入仕新人学习为官之道、重视官员的家庭道德教育;实行保障官德的体制——"以德为先"的选任标准、"彰善瘅恶"的监察制度、"奖廉惩贪"的考核机制、"严于治吏"的法律制度。借鉴历史经验,必须进行现代官德教育,加强当代官德的制度化建设,改造旧时代官德建设的缺陷。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问题研究——以监察证据为视角展开

在国家监察制度运行过程中,《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有效衔接问题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热议的重大问题,尤其是监察证据如何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是二者衔接的核心问题之一。尽管《监察法》第33条对监察证据的使用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对该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监察证据资格认定时,仍需人民法院进一步审查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监察取证时,除适用《监察法》外,还要参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非法监察证据排除时,因《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相互交叉并有所差异,在适用两法时应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构建我国劳动保障和谐监察模式的思考

依据《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建立的劳动保障一般监察模式在为劳动者维护权利和推进社会保障事业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构建和谐社会新要求下凸显其立法缺陷和实践困惑。和谐监察模式是一般监察模式的演化体,基本框架内容可以概括为:"六个模块程序结构"、"三个协同配合"、"一个本质性目标"。和谐监察模式在局部区域的成功实践证明其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应完善立法,重新修订现有劳动法律法规,制订监察程序规则,加速和谐监察模式在全国的确立和推广。     

《周礼》“六廉”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周礼》中的"六廉"思想是指"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它们突出体现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中的德能兼顾、以德为先的特点,不仅为中国古代官员为官从政确立了基本的行为准则,而且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奠定了基本的内容框架。借鉴《周礼》的"六廉"思想,有助于我国加强法治建设、推进反腐倡廉,进行官德教育和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     

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衔接机制研究

在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为了增强监督的合力与实效,必须通过《监察法》的实施形成党内监督、监察监督、审计监督、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等的贯通,形成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与制约体制。监察机关是履行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行使国家监督权。《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其他国家机关必须予以协助与配合,从而建立了以监察监督为核心,其他监督相互贯通的衔接机制。审计监督具有反腐败职能,审计机关通过审计活动监督国家机关、事业组织和国有企业及其公职人员是否遵守财政经济纪律,是否涉嫌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审计机关的反腐败职能与监察机关的反腐败职能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我国应当基于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的性质、特征和职能,依照《监察法》的原则、精神和具体规定,构建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协助与配合关系,实现审计监督与监察监督的有效衔接。     

古今廉政法律制度的比较和借鉴

中国古代虽未建立健全现代意义上的一套完善的廉政法律制度 ,但其建立的十分完善的官僚制度中将治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并积累了丰富的吏治经验 ,主要表现在官吏的选举任用、考核管理、监察监督、惩贪肃贿等法律规范及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之中。当代中国廉政法制建设的任务十分急迫且繁重 ,其中“依法治官”应当说是重中之重。文中围绕官员选任、考核、监察、惩贪四个方面的廉政法制建设进行了古今的比较研究 ,对借鉴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精华为今日所用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启示

中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其官吏制度早在古代即自成体系,在这官吏制度的延绵发展过程中,监察制度的内涵也日渐丰富。应当说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魏晋至隋唐时期而完备于宋元明清时期的。本文对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逻辑线条作了梳理,并对我们构建科学监察体系方面的启发略陈一管之见。     

民国时期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官员考试制度是中国的传统,影响深远。民国建立前后,孙中山先生极力倡导设立独立的考试机构,专事考试权,用考试的方法考选大小官吏。遵照孙中山先生遗教,国民政府于1928年颁布《国民政府组织法》,确定设立考试院。1929年颁布《考试法》,正式建立公务员考试制度。自1931年始,考试院陆续实施了公务员高等、普通、特殊等几十种考试,截至1946年底,中央、地方公务员考试共考取及格人员十多万名。     

论《监察法》“行使公权力”的判定标准——基于国家赔偿理论中“行使职权”的探讨

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监察委员会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监察对象时,依据的关键标准是行使公权力。但是在我国立法中,《监察法》中的"行使公权力"系首次以法律概念的方式出现,因此有必要对行使公权力的判定标准进行研究。相比较而言,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的"行使职权"概念与《监察法》中"行使公权力"概念具有较大相似性,且域外司法实践中,也多以"行使公权力"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行为要件)。因此,从《国家赔偿法》"行使职权"判定标准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明确《监察法》中行使公权力的判定标准。     

《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的规范分析与完善路径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与《监察法》有关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程序进行衔接。在《监察法》已经出台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法》的针对性修改是必要且紧迫的。《刑事诉讼法》此次修改围绕多个与监察体制改革相关的重要内容对诉讼制度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侦查"与"调查"相区分、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职能管辖划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程序构建、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中的强制措施转换等。《刑事诉讼法》的相关修改对巩固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加大对腐败犯罪打击力度意义重大,但是也需要注意与已有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协调,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的权力地位与监察法

监察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国古代监察机关,通过建立遍于全国的监察网络,统一行使监察权,不断提高监察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实施立法监察、行政监察、司法监察,不断扩大监察权力,实现了监察对象的全覆盖,形成了扼制官吏腐败的一道重要防线。中国古代监察法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和中华法系的重要表征。监察法的发展和监察机关权力的演变是相向的,同时也为后者开展监察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可为当前的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镜鉴。     

古代御史监察体系与分权制衡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历史悠久，体制完备，机构独立，自成体系，比较独立地行使了检察弹劾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彰痦恶，激浊扬清”的作用，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国在君权时代，就有专管弹劾的官。”“从前设御史台谏官的，原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五权宪法》）一先秦是我国监察制度萌发的时期。夏商时期的各类史官，作为君主的侍从文书，对文武官吏亦有司过执法的责任。西周已有了御史之职和其地一些兼职监察官，且创立了派遣使者监察地方的监国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御史职掌重点由记言记事转向侧重纠察百官，初步建立了御史监县制度，…     

唐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监察制度在维护国家统治、规范官员行为、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建立、健全监察体制.唐朝建立的一系列监察制度以其御史制度和谏官制度的完备而著称,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监督有着重要启示.     

中国封建社会职官制度述略

<正> 我国是一个有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都十分注重职官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因而在官吏的选拔、任用、考绩、监察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封建职官制度的许多方面,如官职的员额限制、职权的明确划分、用考试方法选拔官吏、官吏任用中的回避制度、考绩制度、监察制度等,对我们今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务员制度,无疑仍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一)严格的员额限制.官有定员的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即已形成.秦汉时期,各     

统战领域监察工作特殊性的解决思路——监察法中监察对象的差别化界定

"监察全覆盖"的首要任务在于理清监察对象。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由"行使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组成。然而,在统战领域开展监察工作中,特别是面对统一战线工作中党外代表人士、宗教界人士(如寺庙住持)等该不该开展监察,目前却没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协调衔接,可以将刑法理论运用到"公职人员"的认定标准中,提出公职人员差别化定义。同时,对"行使公权力"进行类型化和差别化研究,明确相关行为的性质。在结合两者的基础上,明确相关特定对象是否应当受到监察。     

从“举孝廉”看当代公务员廉政制度建设

"举孝廉"作为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在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才入官、保持官员廉洁和净化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文章诠释了"举孝廉"对当代公务员制度建设传递出的勇于打破现行利益格局、以制度约束权力、拓宽选任官员渠道以及敢于进行制度创新的当代借鉴价值,并结合当前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受阻这一客观现实,提出我国公务员廉政制度建设应抓住机遇,选定部分注重德孝的地方政府和"孝廉"文化气息浓厚的历史名城,并配以严格的现代公务员选拔程序,在严格监督、审核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基础之上,积极开展新时代的"举孝廉"试点工作,从而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务员廉政制度进行有益的探索。     

读养浩之文 养浩然之气——《三事忠告》的启示

张养浩作为元代的文学家,曾写下过许多同情人民疾苦的诗文,作为政治家,在他理政为人中表现出来的领导行为和恤民情感尤为值得称道。他做过地方官员、监察官员和中央官员。1329年,关中大旱,他被任命为陕西行台中丞,在救灾工作中,积劳成疾,病死灾区。他所写的《三事忠告》虽非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官吏监察体系,在惩治腐败、澄清吏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研究分析古代监察制度对我国现代监察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职务犯罪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转换标志研究

现有四种主要学说,不能准确阐释职务犯罪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转换标志,应更进一步研究。结合权力重新配置对犯罪调查内涵之更新、监察立案具备刑事立案之实效、监察法相关规定暗含监察调查启动司法程序之旨意三方面,以"监察立案调查"作为程序转换标志具备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具体来看,程序转换以监察机关"出具立案决定书之时"为原则,以"第一次采取强制调查措施之时"为例外。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二分并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不同程序阶段上的排他性适用,二者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都对职务犯罪案件具有规范指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