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中国廉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困境

梁希亮在《人大研究》第5期撰文指出，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大会主席团、各专门委员会、代表联名都可以提出对预算草案的修止案。预算修正权是人大及人大代表行使预算审批权的基本形式。     

浅析廉政伦理与廉政制度的辩证关系

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初召开的中纪委五次全会讲话中指出：“要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并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教育的工作机制,形成反腐倡廉教育的整体合力”。随后,党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要求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党中央颁发的《实施纲要》,为我们建设廉政文化指明了方向。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其实质就是加强廉政伦理建设和廉政制度建设,而核心的问题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廉政伦理和廉政制度的关系。笔者试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作一粗浅的剖析。     

试论历史局限性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一指示,彻底揭露了《水浒》的反动本质,深刻教育了广大革命人民,同时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出了过去评价《水浒》的种种谬误论点。在那些谬误论点中,有一种以为宋江投降是由于“历史局限     

试论我国“弹惩一体”的监察制度

我国古代监察历史从来是弹惩一体。19世纪初,孙中山提出“弹惩一体”的监察思想,对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监察工作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反腐倡廉一直是国家行政监察工作的重点。随着新世纪我国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和问责制度的普遍推行,要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防止庸官无为和惩治不法,更需要完善“弹惩一体”的监察制度。     

论廉政制度建设与执行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突出工作重点,狠抓任务落实,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如何才能抓好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这个抓手？笔者认为,应完善廉政制度,狠抓廉政教育,强化廉政监督。     

试论万民法与全球正义的局限性

罗尔斯在万民法中提出了作为"人民社会的公平正义",由于他是站在以西方价值为标准的政治自由主义立场上,所以,万民法不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是一种"现实乌托邦".而他的学生托马斯·博格等人试图突破罗尔斯万民法的局限性,提出并构建全球正义的设想,但基于政治的多元性、文化的差异性和价值的多样性的事实,全球正义缺乏其实现的现实基础,因而只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     

明代的监察制度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古代监察制度初创于秦汉,到了明代,监察制度已经发展到比较完备的阶段。广义上的监察制度包含监察系统和言谏系统,明代的监察机构在中央设有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地方设置十三道巡按御史、提刑按察使司及督抚负责监察。     

台湾监察制度的特征与脉络

台湾监察制度在监察体制方面富有特色,在监察职权方面,具有政策监督和护法监督相互融合、稽查监督与控诉监督相互作用、对人监督与对事监督相互区别和控诉监督与惩戒监督相互分离的特点。台湾监察制度既与孙中山的思想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又与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与中国古代御史制度有相当的联系。     

制度筑起廉政防线

行车有道,制度如轨。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制度的＂废改立＂,带来了标准的一致、程序的清晰、执行的流畅,增强了合力,也提升了效力,为纪检监察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试论制定法的局限性

制定法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的作用,法以其特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对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是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全面进步所必须的因素。但由于法律自身的特点及其外部运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又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文章就制定法的局限性,形成原因,解决办法等问题作一定的探讨。     

清代的盟旗制度

清代的盟旗制度是清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实现“众建以分其势”的目的,而在蒙古地区实行的以清原有的八旗组织为形式,以蒙古原有的“鄂托克”、“爱马克”等社会组织为基础,以封爵、封地为手段的具有政治、经济双重组织性质的一项制度。本文仅从盟旗制度设立的渊源、设立过程、基本设置及其作用等方面加以论述,有关盟、旗之间,蒙古八旗与盟旗制下面的旗之间,清代盟旗制度与以往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政策之间的异同之处在行文之中也将加以区分。     

中国的预算改革与廉政制度建设

随着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政府日益重视从廉政制度建设的角度治理腐败问题。最近几年,中国从制度安排上为反腐败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其中始于1999年的预算改革可以说是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最有希望的一项。这场改革开启了中国的预算时代,明显地规范了政府的行政行为,并取得了显著的廉政绩效。但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中国预算改革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从行政预算到立法预算,从技术性的预算到法治意义上的预算,中国的预算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论明代监察制度

明朝自万历后期,不仅朝政日渐腐朽,且党争愈演愈烈。"言官各立门户以相角。"天启时,科道党派投靠魏忠贤,成了阉党迫害打击东林的主要帮凶。崇祯朝,更是到了没有监察官不足以构成朋党的程度。至此,以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为主要机构的明代监察体制被破坏殆尽。酷烈的党争不仅使明朝国家行政机构难以正常运作,且导致袁崇焕被杀,辽东战局进一步恶化,最终使明王朝在内忧外患中陷入绝境。     

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

一、议会监察专员制的产生及其发展　　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制是世界上最早的由议会专职监督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制度。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8世纪该国的“大法官”制度。170 9年,瑞典和俄国发生了战争,结果瑞典战败,其国内的政局动荡不安,官吏贪污腐化。为了制止这种混乱局面,国王在1713年任命了一名监督百官的代理人,这就是“大法官”。1719年,瑞典议会为了限制王权,同时为了扩大议会的权力而颁布了一部新宪法,这就为议会监察专员制的形成奠定了前提条件。180 9年,瑞典议会仿效国王设立大法官的做法,在当年制定的一部民主宪法中规定设立一名监…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封建社会初期就已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监察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监督官员、惩治腐败,这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始终无法彻底解决贪腐难题,在王朝末期,贪腐靠靠更加横行。     

论清初的监察制度与吏治

官僚政治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支柱。历代封建君主在通过各级官僚机构来实现其对全国人民统治的同时,为了防止官僚机构的腐败,又建立了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僚机器正常运转。因此,吏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於监察制度的调节作用。本文旨在论述:清代是一个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王朝,又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最高发展形态。这种政治的特殊性削弱了监察制度对于官僚政治的自我调节功能,从而导致了吏治的败坏。     

国外议会监察专员制度与行政监察

本文介绍了流行于世界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着重分析了其制度设计的优点和局限性,指出独立的、公开的、以公正和法治为基础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的一种柔性制度,是体现现代宪法基本精神的不可缺少的制度安排之一。     

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进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1])。也正因如此,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权力监督问题,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了"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的要求。瑞典在"透明国际"发表的2018年全球"清廉指数"中排名第五,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对     

廉政关键在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权力腐败现象也在滋生蔓延。有关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每年公费吃喝掉1000亿元,“豆腐渣”工程塌掉1000亿元。二者合起来可建造四五艘航空母舰,或数以万计的希望学校……     

氏族制度的伟大和局限性

原始社会的历史事实证明,人类曾经有过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氏族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种美妙的制度是注定要灭亡的。为了全面了解它,我们需要认识:“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4—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