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适时防卫与事后防卫的再认识——从一则真实案例说起

“不法侵害行为的结束”不等同于“不法侵害的结束”,是适时防卫还是事后防卫,应以不法侵害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而不应以不法侵害行为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     

对适时防卫与事后防卫的再认识

如何区分适时防卫与事后防卫,在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争论,在刑法实践中也不易操作."不法侵害行为的结束"不等于"不法侵害的结束",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不能单纯从犯罪行为是否继续或犯罪行为是否既遂来判断,而关键看防卫人的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中还有无可能有效排除不法侵害行为或行为导致的危险状态;是适时防卫还是事后防卫,应以不法侵害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而不应以不法侵害行为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     

正当防卫的适用条件之检讨——来自“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的启示

传统正当防卫制度要求，仅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或具有紧迫性时才能进行防卫。根据这一条件，绝大多数受虐待妇女的杀夫行为不成立正当防卫。然而，等到不法侵害已经开始或十分紧迫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受虐待妇女已难以进行有效的防卫。为解释受虐待妇女杀夫行为的正当性。美国学者雷诺尔·沃尔克博士提出了“受虐待妇女综合症”理论。这一理论启示我们。在正当防卫制度中应用“必要性”条件代替“紧迫性”条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防卫人不必履行躲避义务；正当防卫制度的设计要有性别的考量。     

被害人防卫行为初探——兼谈瑕疵防卫的立法构想

被害人的防卫行为是指被害人为了使其权益免受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实施的反击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防卫行为进行不同的分类；假想防卫、挑拨防卫、偶然防卫等不属于防卫行为，无限防卫不是单独的防卫类型；瑕疵防卫是指不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全部基本要件的防卫行为，它包括不适时防卫、反向防卫、过当防卫和非法目的防卫等；非法目的防卫是指出于保护自己所持有的非法财产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等而对不法侵害者实施的防卫行为，它分为纯正非法目的防卫和不纯正非法目的防卫；条件成熟时可对瑕疵防卫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定，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关于正当防卫若干争议的探讨

新刑法实施以来 ,仍然存在混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或者不法侵害的界限。究其原因 ,除了有的源于司法不公之外 ,主要是对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必要限度和特殊防卫权存在不同的认识。如何统一认识呢 ?一、明确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 ,即界定正当防卫所制止的不法侵害 ,必须分析不法侵害的特征和正当防卫的性质、功能及其发展趋势 ;二、认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应按照新刑法放宽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对防卫者采取宽容态度 ;公正地评判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三、特殊防卫权的适用范围 ,不是无限的 ,而是有限的。公民行使特殊防卫权 ,必须在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前提下 ,才不受防卫强度的限制     

防卫行为相当性的重新解构

防卫行为的相当性是防卫过当判断的重点,直接决定了防卫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面对传统理论的困局与司法实践的反思,应当以结果无价值论为立场,基于法益衡量说对"必要限度""明显超过""重大损害"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赋予其法益衡量的内涵。"重大损害"一般仅限于重伤或死亡,而不包括轻伤或财产等方面的损失。"必要限度"实质是结果是否相当的判断。"结果的相当"主要围绕防卫行为对不法侵害人实际造成的损害结果,如若不采取防卫行为,不法侵害可能对防卫人造成的侵害结果之间比较衡量。"明显超过"应当基于法益的位阶体系进行衡量,在生命、身体法益冲突时,主要是死亡、重伤、轻伤、轻微伤等客观结果的比较衡量,死亡对于轻伤属明显超过,重伤对于轻微伤亦属于明显超过;在人身法益与财产等法益冲突时,防卫人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的均属于明显超过。在相当性的判断上采取事后判断说,并根据不法侵害的强度、紧迫性、法益等判断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结果。     

论财产防卫

财产防卫是英美法系国家刑法防卫制度类型之一,也是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产防卫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对财物的毁损或侵占行为;财产防卫的时间条件以非法占有行为结束为限;财产防卫的限度条件结合财物的价值和不法侵害的方式和强度来确定,对财产的不法侵害中如不含有对人身的暴力侵害,有必要设置警告程序。抢劫罪的防卫具有财产防卫和人身防卫双重性质;对入室盗窃行为可以使用致残或致命的暴力防卫。     

正当防卫误判风险分担规则的建构

关于正当防卫误判风险的分担规则,事前标准说、事后标准说与归责标准说均存在缺陷,应从正当防卫客观要件是否含有推测性质及防卫人权利保护层面着眼判断。首先,从文字表述上看,"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并不含推测性质,因此不法侵害是否开始/结束应采事后判断标准;而防卫手段的必要性则含推测性质,故应遵循事前判断立场。其次,正当防卫乃是主观权利的衍生权,在防卫手段必要性的判断上,事前标准乃是贯彻权利保护的必要机制。相反,只有事后确认存在不法侵害,才有权利保护可言,故在不法侵害是否开始/结束的判断上采取事后标准更为妥当。最后,即便采取事后标准,在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后,仍需检验防御性紧急避险的适用可能。     

防卫限度的裁判规则考察与重述——基于2014年-2018年裁判的实证分析

考察2014年——2018年防卫过当裁判案例,发现我国防卫过当司法认定的主要问题在于欠缺规范评价理念而未经具体判断,以持械防卫且造成严重后果直接认定防卫过当的倾向非常明显。防卫限度的认定应分为行为限度和结果限度并进行合并判断,行为限度的判断以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作为衡量标准,"必要限度"是指防卫措施是客观保护法益非有不可的,强调保护法益"必需性","明显"是指易于感知的防卫强度大大超出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最小强度,"重大损害"应界定为重伤或死亡,且为防卫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损害。     

警察暴力行为辨析

在我国,警察暴力行为通常被称为"警察防卫",理论界对其主要存在正当防卫说、特殊防卫说和职权行为说三种观点。警察暴力与警察防卫在内涵和外延上是有所区分的,有必要重新定义警察防卫的概念。警察暴力行为可分为防卫型暴力行为、控制型暴力行为和制止型暴力行为。在不同情形下,警察暴力行为具有不同的性质:警察在自身权益遭到不法侵害时采取的暴力行为具有《刑法》中正当防卫的性质;警察依法以控制相对人为目的而实施的暴力行为具有职权行为的性质;警察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依法制止违法犯罪行为而采取的暴力行为具有正当防卫与职权行为双重性质。     

论拐卖妇女罪中正当防卫行为的司法认定

在拐卖妇女犯罪中依法规范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既是正当防卫制度中“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立法精神体现,同时也能更加全面有效的保护被拐妇女合法权利。在拐卖妇女犯罪中认定正当防卫行为应准确把握以下因素：非法拘禁行为可以作为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人也能成为防卫对象;防卫限度的判断要考虑双方力量对比以及进一步造成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认定防卫过当时综合考虑不法侵害人的过错程度和不法侵害的周期长度。     

防卫意思新探

我国刑法通说对防卫意思的理解标准过高,限制了正当防卫成立的范围,应予修正。犯罪的危害性是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客观危害与主观违法意图的统一,防卫意思是阻却防卫行为行为无价值属性的主观正当化要素。防卫意思的内容是认识到防卫行为针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行为实施,并且没有主导的积极加害意图。防卫意思中不包括对不法侵害人损害结果的希望与追求。防卫意思可以和加害意图共存,过失行为中也可能有积极的防卫意思,可以肯定过失的正当防卫。     

防卫限度论

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指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必要限度"是指为了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防卫强度。新刑法并未赋予公民以无限防卫权。"行凶"的含义是指精神病人与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所实施的杀人、伤害行为与主观故意不明的人身攻击行为。     

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探析

正当防卫的限度必须综合考量。一是不法侵害的权益,不允许为保护微小利益而造成对方利益的更大损害;二是不法侵害的强度要分析行为的性质,这一行为对客体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的轻重以及造成这种损害后果的手段、工具和打击部位等因素的统一;三是不法侵害的缓急,不法侵害越是紧迫,则防卫限度应宽松,反之,则应严格。     

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及条件

现代各国刑事立法对于正当防卫大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认定正当防卫应以“正当化”为根据,并以“紧急不法侵害”的存在及“防卫”行为为要件。     

逆防卫质疑与犯罪人保护的思考

本文主要论证不法侵害人对防卫过当行为拥有逆防卫权的这一制度构想的缺陷 ,但同时强调了应保护不法侵害人的合法权益 ,对无限防卫权予以严格的限制     

对刑法第20条中“行凶”一词的质疑

修改后的刑法确立了公民“特殊条件下的无限防卫权”，这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但是，刑法将法律意义十分含混的“行凶”也规定为无限防卫权的实施范围，将给其适用带来相当的困难；又由于法律具有指引和评价的效能，对“行凶”实施无限防卫权规定的严重负面导向作用，决不可低估。由此可见，“行凶”规定是刑事立法中的重大疏漏，必须尽快通过立法解释加以弥补，或废除其适用和效力，或限定其内涵和外延。     

自救行为法定化与抓捕行为规范化的区分——从近期发生的“驾车撞劫匪”事件谈起

扭送是指公民使用强制手段，将特定的犯罪嫌疑人、罪犯送交公安司法机关处理的行为；抓捕是指被害人或其他公民在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为了不让其逃跑，用强力制服不法侵害人的行为；自救是指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在情况紧急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救助的条件下，依靠自身力量求得权利恢复，而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正当行为。自救、抓捕与扭送三种行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三者在主体、对象、目的和手段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解决“驾车撞劫匪”类型化问题的路径主要有二：抓捕行为规范化和自救行为法定化。笔者赞同“自救行为法定化”的观点，理由是：自救是人的最自然的本能和权利，自救行为可成为公力救济的补充，自救行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共同构成完整的私力救济体系，能更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在《刑法》第21条紧急避险后增加关于“自救行为”的规定。     

试论防卫行为中的第三者损害

防卫行为中的第三者损害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不法侵害人利用第三者或第三者财物实施侵害的情形;防卫人利用第三者或第三者财物实施防卫的情形;防卫结果发生于第三者身上的情形。第一种情形属正当防卫;第二种情形根据防卫人是否知道防卫所用物为第三者所有进行区分。第三种情形较为复杂,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仔细分析判断。     

抗拒抓捕还是逆防卫——从齐某抢劫案说开去

本文以齐某抢劫案为切入点，对于实施盗窃时以暴力抗拒抓捕而转化为抢劫罪这一规定进行反思。认为抗拒抓捕中的“抓捕”之暴力必须以制服犯罪嫌疑人为限度，如果是为了过度伤害犯罪嫌疑人的“抓捕”，犯罪嫌疑人可以进行反抗。进而对逆防卫行为的刑法正当性进行深入分析，用法律的利益平稳原理来确立逆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并提出逆防卫制度设立的可行性，最后，用逆防卫理论来分析齐某抢劫案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