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疾病叙事与中国现代生命伦理的发生

鲁迅文学中的疾病叙事不仅体现着鲁迅的医学背景、人格影响,而且灌注着鲁迅自己对生命的伦理观念。这些观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主张安乐死,能医的就医,不能医的就帮助他死得没有痛苦;二是反对酷刑与虐杀,批判国民性中对科学的精神没有兴趣,而把聪明才智都挥洒在这种给被害人带来无穷而难忍的痛苦的虐杀与酷刑上;三是尊重残疾者但反对滥施同情,体现出肉体之小与精神之大的辩证认知。鲁迅的这种生命伦理观念既是鲁迅自身疾病纠缠的生命体验的升华,也是科学精神与生命哲学互织的结晶。鲁迅在其一生中对生命伦理现代化的思考与践行,体现出的正是他对《新青年》催生"最后觉悟之觉悟"即伦理觉悟的启蒙方略的主动呼应。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思想基础及特点分析

以中华法系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在世界法律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体现。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制度与环境相适应．古代中国法律体现了这点．作为法律制度一部分、对于事实的认定、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制度也是如此。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在设计及实施过程中受到了古代哲学、伦理观念、心理学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这与中国古代对人的重视、以儒家为主导的哲学观念、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家法宗族的统治密切相关。     

儒家的伦理法

中国传统法哲学是以儒家法哲学思想为主干和正统的，而儒家法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伦理法，即以伦理关系来涵析法律关系，以道德准则来统率和引导法律，以伦理价值来作为法的价值，所以是以伦理道德为法的本源、本体和价值取向的法哲学；而这种伦理道德既是一种观念和理念，...     

财产权制度的存在基础

民族性、目的性和当代性是民法制度设计的根基,财产权观念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法律确认,同时也是一种伦理升华和哲学判断。财产权制度的产生与流变既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而且也有其赖以存在的充分的哲学依据,财产权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必须以效益观念为指导。作者认为伦理基础是财产权制度民族性的体现,哲学基础决定了财产权制度设计的目的,而经济基础则是财产权制度时代性的必然要求。通过对财产权制度存在基础的综合分析,力图在前人已取得的丰硕成果上,重新观察财产和财产权这样一个开放的权利体系,对其做出正本清源的概括和梳理,以期对我国民法典和物权法的制定提供一种带有基础性的研究基点和研究思路。     

从相学的角度浅析中国传统肖像画的形神观念

本文指出研究和探讨相学与中国传统肖像画的形神观念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找到相学中的传统文化哲学、伦理等因素与形神观的关系,看看他们之间是怎样的联系。以期为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及美学最本质的精神特质有所助益。     

劳动刑法:西方经验与中国建构

把劳动刑法作为刑法学分支学科进行研究,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西方国家的劳动刑法之成长模式体现出附属刑法优先、倾斜保护劳动者,以及其建构过程中体现出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话共进的特性.中国劳动刑法的建构应从中吸取有益经验,有必要突出以下三点:确立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刑法立场;以相对强制性规范引领刑法进步,确立新型的罪刑结构;把劳动刑法从刑法大一统模式中分离出来,采用以附属刑法为主的立法模式.     

生态法的理论基础

生态法的概念应包括人们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及防治环境污染等三个内容 ;包含从时间维度出发的地球权利和地球义务即代间权的问题 ,以及处理生态化社会阶段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目标。其伦理学基础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念 ;其经济学基础是生态经济学 ;其法哲学基础是生态本位主义的法律观。     

大一统国家观的中国宪法学原理

大一统国家观是中国宪法的底层逻辑,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原理。“大一统国家”核心要义有三：在文明交流与融合层面,体现为多元而一体的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在政治统治与治理层面,体现为分层而统一的管辖权结构;在社会经济组织化层面,体现为流动而一致的组织秩序。保持“大一统”是现行宪法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目标,构成现行宪法的客观约束条件;“大一统”的现代转型则设定了现行宪法的根本思想议程。大一统国家观对中国宪法的塑造,体现在政治—经济、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两对范畴的内容安排中,前者构成大一统的现代政治实质,后者则是这个实质在规范主轴上的展开。大一统国家观在当代也面临无组织力量的挑战,需要在保持宪法的公共哲学基础、确立法治统一的宪法原则、加强宪法的社会调控功能三个方向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从“天人合一”看传统法律的自然主义精神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贯的主题,其基本涵义是强调和谐统一的世界观。在泛哲学化、泛道德化的环境中,在"天人合一"世界观指导之下源源流长的中国传统法律也体现出鲜明的自然主义精神特色。本文拟从"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法律所体现出的自然主义精神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法人本质学说的法律技术和价值理念

要探究法人本质论争的实质,就有必要揭示其社会背景,这就是近代以来社会组织的现代化变迁。面对这一历史变迁,萨维尼一方面维护封建团体的特权地位,故主张其具有完全超越于其成员的独立本体和伦理人格;另一方面又认为新兴团体虽然具有独立本体,但并不具备伦理人格,其法律人格源于国家的拟制。耶林则将绝对主义观念贯彻到底,彻底解构法人的实体性,完全否认法人的主体地位,因而认为所有法人都没有独立本体,真正的主体是法人的成员或受益人,法人只是一个拟制的法律符号;而基尔克则认为法人不仅具有独立本体,还有伦理人格,其法律人格只是伦理人格在法律上的体现。可见,法人本质的论争不仅是关于法人本质的法律技术之争,也是对于法人人格的哲学和伦理价值之争。     

谈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宪法(学)的关系

现代科技发展十分迅猛,对宪法和宪法学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文章两位作者就现代科技发展对宪法(学)发展的贡献,现代科技发展对宪法(学)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器官移植与生命权、克隆人与宪法价值、基因检测与公民的平等权、信息传播与公民的隐私权、因特网技术与宪政体制和基本权利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宪法(学)也不是消极地应对科技的发展,而是积极地回应,一方面给现代科技的发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也为限制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提出有效的对策。现代科技的发展应该回归到宪法的价值体制之内。     

未成年学生的人身伤害与学校的法律责任

未成年学生发生人身伤害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发生在校内,有的发生有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有的发生在课上,也有的发生在课间;有的是由于嬉戏所致,有的是学校管理疏漏引发。总之致伤的原因和情况多种多样。由此所引发的未成年学生诉学校损害赔偿的案件也逐年增加。对学校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人们争议颇多。...     

“一带一路”建设与公司准据法的确定

公司准据法确定的根本思路在于,将公司内部事务主义作为其基本规范立场以实现公司自治和投资自由化,通过非结论式正面清单合理界定内部事务主义的规范范围,同时在特定的条件下保留对内部事务主义的规范例外,形成对公司自治的限制和维护投资安全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规定的设计和表达未能完整体现这一思路,当文本表现出规范立场的摇摆不定和规范范围的模糊不清时,司法实践呈现出的就是裁判的乱象丛生。这也难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公正高效权威的法律保障。解决上述问题的具体路径是,提炼公司准据法规范范围中所列举事项的内在关联性和分类标准,将现有的客观标准主观化,合理设定公司准据法的规范范围;在坚持将内部事务主义作为公司准据法确定的基本规范立场的同时,为防止法律的滥用和应对虚假外国公司,应明确针对内部事务主义的适用作出旨在保护第三方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制性规定。     

庭审方式改革与控辩审之角色定位

刑事审判的效率与公正虽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是与刑事庭审的方式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庭审过程中法官调查证据、适用法律的形式、途径以及控、辩、审三方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对事实的认定、证据的取舍、法律的适用的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原有法官唱主角的庭审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刑事司法的要求,庭审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已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改革的目标就是厘清控、辩、审三方职能和关系,正确界定法官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刑事审判中的控诉、辩护和审判职能应分别由三方各自独立而互不依附的诉讼主体承担,三方的诉讼行为也不得与其诉讼职能相违背,与他们进行或参与审判活动的具体目标应该保持一致。     

债权人与继承人利益的协调与平衡

我国《继承法》偏重于保护继承人的利益,忽视了对于遗产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建议在编纂民法典时,坚持继承人利益与债权人利益并重和同等保护的理念,明确规定先清偿债务后分割遗产原则,建立相应的遗产管理制度、遗产清册制度和遗产债权公告制度,采取有条件的限定继承制度,规定共同继承人对于遗产债务的连带责任。     

略论刑期起止日期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同刑种的不同刑期,怎样确定刑期的开始之日,如何折抵刑期等问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为此,谈点个人看法,以抛砖引玉。 一、执行之日应为生效之日 根据我国刑法第41条、第44条、47条的规定,...     

侦诉协作机制的价值分析与制度构建

建立侦诉协作机制,增强侦诉合力,形成"大控方"的追诉格局,对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目前,司法实务部门对侦诉协作机制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为该机制的立法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通过程序设计对侦诉协作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并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推动该机制良好地运行。     

论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检察机关具有“双重性质”。在职能任务方面,它是司法机关;但在组织建构方面,它却类似于行政机关。因此,讨论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问题,必须考虑到上述“双重性质”。目前,我国检察一体化机制还不完善,这往往导致检察指令权运作不规范。为了保障检察官秉公办案、严格执法,我国应借鉴国际社会经验,立足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全局,规范检察指令权的行使。     

论死刑核准权的收回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少杀、慎杀是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刑事政策。因特定时期的需要而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长期、大范围下放,带来诸如死刑适用的标准不统一,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违反法律适用和法制统一原则,不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严重弊端,应当采取果断措施,将死刑核准权收回。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分院是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的最佳方案。并结合司法实践,就应否坚持全面复核、全案复核、规定死刑复核案件审理期限、实行开庭审理、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等如何完善死刑复核程序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