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搞戏”还是搞阴谋——揭露“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两个亲信“云南之行”的罪行

去年九月,正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和逝世期间,王张江姚“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经过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大叛徒江青批准,迫不及待地派出了他们在文化部的两个亲信,在江青窜往大寨的同一天,窜到了云南。“四人帮”在文化部的这两个亲信一下飞机,就诡称他们是“来云南了解革命历史”,“了解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情况,是来“搞创作”的。他们真是来“搞创作”的吗?否!在“四人帮”密锣紧鼓,大搞篡党夺权的这个关键时刻,他们突然窜来云南,绝非“搞戏”,而是来搞反革命政治阴谋的。他们的“云南之行”,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整个反革命部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四人帮”和一切反革命阴谋集团一样,他们的破坏活动总是采取隐蔽的或者两面派的方式进行。他们公开打出“搞创作”的旗号,而将其篡党夺权这个反革命政治阴谋的真象隐蔽起来。“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     

“文革”中的秦城监狱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出于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扰乱了党政机关，他们把全国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并关入监狱，中央的一些老干部被他们打倒后关进了秦城监狱，这些“犯人”在监狱里饱受欺凌和虐待。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投靠了林彪、江青一伙。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诬蔑“公安机关是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谢富治就要求把这个讲话广为散发。 1967年 1月 17日，谢富治主持召开公安部干部大会，鼓动要彻底砸烂“公检法”。造反派把广大公安干警尊敬的、大腿已经骨折的罗瑞卿同志用大筐…     

关于谁先提出动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两个材料

(一) 《李先念文选》注释第157条“四人帮”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     

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不容篡改

“四人帮”在我省培植的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了篡党夺权,把“张春桥思想”这面黑旗奉为指导他们思想和行动的反革命“帮理”。他们在反动透顶的“张春桥思想”指导下,在农村大搞“三反一砍”,拚命搅乱农村的阶级阵线,公然全面篡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叫嚷“贫下中农在土改时分了胜利果实,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要求了,没有革命性了。地富出身的受压了二十多年,最有革命性,斗走资派最积极,造反精神最强”。去年,这种反革命“帮理”,配合着他们刮起的那股“云南是走资派掌权,还乡团执政”的妖风,把我省一些农村搞     

彭真在主持起草的那些日子里1982宪法

“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简称）审判正在紧张筹备的时候，彭真又接手了一件大事——主持全面修改一九七八年宪法。     

清理“三种人”和整党

由于“文化大革命”给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各级党组织中出现了一些抵制改革开放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倾分子”,一些“三种人”仍存在于党内。为了切实解决“文化大革命”给党造成的严重破坏,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清理“三种人”“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他们在“文化大…     

我所知道的关锋（下）

江青、康生、陈伯达急忙为自己开脱 实际上，应该说“揪军内一小撮”在“文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以古喻今是为了篡党夺权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王张江姚“四人帮”不但控制文艺,利用小说制造反革命舆论;而且篡改历史,以古喻今,进行反党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江青这个对历史一窍不通的蛀虫,近几年,忽然关心起历史来了,以“理论家”、“历史学家”自居,策划于密室,耍阴谋,放暗箭,大搞实用主义,任意篡改历史,摘其所需,取其所用,胡引乱喻,任意比附,妄作结论。她把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僵尸,一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侦查预审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1979年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对林彪、“四人帮”案件（简称“两案”席理领导小组。经过近一年的工作，搜集了大量材料，证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反革命阴谋活动已经触犯国家刑律。1980年2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将“两案”提交司法部门依法审理，追究案犯的刑事责任。公安部于1980年4月受理“两案”，从全国公安机关抽调了～批局、处级干部，并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从军队抽调了一批师团级干部，组成专门班子，由公安部凌云副部长负责，在彭真同志为主任的“两案”审判指…     

从路线上清算 从理论上深批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在华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和部署下,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已经打响了。亿万群众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正在迅猛地荡涤着“四人帮”的污泥浊水,夺取这场政治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十年“文革”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的世界谁怕谁。”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这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     

评野心家、阴谋家吕后

长期以来,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他们手中控制的宣传工具,为其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妄想作党的主席,作“女皇”,利用评法批儒,极力吹捧吕后,自比吕后,胡说吕后“了不起”,“是个伟大的封建政治家”,“也是个法家”,“不仅贯彻了刘邦的法家政治路线,而且贯彻执行了法家的组织路线”,等等。“四人帮”豢养的御用文痞梁效、罗思鼎之流秉承其旨意,摇旗呐喊,在报刊上大肆颂扬吕后,为吕后涂脂抹粉。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喊。吕后是“法家代表人物”,“女政治家”,“协助”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为创建和巩固中央     

十年“文革”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的世界谁怕谁。”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这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递过在“民主”问题土制造思想混乱,进而煽动和策动破坏社会主义民主、颠复人民民主政权的动乱与反革命暴乱。他们重弹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老调,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为“专制”,鼓吹只有用西方“多党政治”     

世纪回眸

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９年 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全局性的长期动乱。在这１０年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反革命集团干尽坏事，图谋篡党夺权。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面对严峻局势，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决定以召开会议的方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本来计划在国庆后１０天再动手，后来考虑拖得越久越危险，便改为６天。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捉拿“四人帮”的行动由汪东兴组织，分两组进…     

揭穿“文攻武卫”的反动实质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是一帮“头戴红帽子,肚藏黑心肝”的害人虫。长期以来,他们自诩为“文化大革命的功臣”。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说明他们是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提出的反动口号“文攻武卫”,就是她射向文化大革命的一支毒箭,就是她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罪证。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亿万人民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     

农工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9年10月11日在北京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农工党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冲击和严重破坏，被打成“非法组织”，勒令封门交印，     

《最高法院那些事儿》专题报道之二——最高法院审理过的大案要案

最高法院审理过的刑事大案 最高法院自1949年10月22日成立以来，到底审理过哪些“大案要案”昵？一位资深刑事审判法官告诉本社记者：“最高法院1981年成立特别法庭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两案’，提审过极个别影响重大的案子。除了‘两案’之外的刑事案子，一般没有在最高法院审理过，民商的案子倒是有一些二审、再审的。”     

“四人帮”唯心艺术观的破产

一九七六年春天,当“四人帮”加快了步伐,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刮起了一股大肆炮制“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的阴风。广大文艺工作者对他们的这一反革命阴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抵制,但由于他们掌握了舆论工具,控制了文化部门的领导权,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居然也挖空心思地搞出了像《反击》、《盛大的节日》、《千秋业》以及我省的《典型报告》、《搏斗》等少数电影和戏剧作品。今天,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这些毒草和他们大搞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的极端反动的政治目的已经昭然若揭了。然而,他们用以为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那种反动创作方法,却是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着干”的不可多得的伪、恶、丑的艺术教材,从中充分暴露出“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     

坚持革命和生产的辩证统一——批判“四人帮”破坏革命和生产的罪行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忠实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滔天罪行的熊熊烈火燃遍全国。从工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战鼓齐鸣,人心大振! 长期以来,“四人帮”反党集团,打着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疯狂破坏我国国民经济,妄图搞垮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他们肆意歪曲、极力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割裂开来,鼓吹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等反动谬论,制造了种种混乱,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歪曲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对于“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反革命罪恶勾当,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