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与殷海光的“自由”思想辨异

本文从殷海光与牟宗三关于“自由”的争论入手,分析了两人不同的学术理路与知识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两种迥异其趣的“自由”理念:殷海光接受的是英美经验主义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可证实原则出发,主张将自由限制在公共域,认为政治自由是指一个人不受别人的阻扰而径自行动的范围。而牟宗三的“儒学自由主义”则结合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与儒家心性之学,将自由理解为道德上的“圆善”。本文以为,殷海光与牟宗三自由理念的歧异不仅契合了柏林所谓“内在的”与“外在的”两种自由概念,而且承继了两种不同的近代思潮——科学与玄学之间的观念差异。     

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三化”建设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0年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展开积极探索,人民解放军自身建设围绕着现代化建设逐步展开。期间,适时确立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完整统一建设目标;从武器装备入手,提高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认真贯彻减少数量加强质量精简整编原则,促进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坚持以教育训练为中心任务,推动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以武器装备作为现代化建设突破口,建立了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化建设取得长足发展。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历史,成就令人瞩目,教训弥足珍贵。     

郑荃：“不苟一丝”做委员

黑风衣、红围巾,郑荃准备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欧美同学会的春节招待会,去之前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郑荃笑容可掬,话语平和,要不是那身打扮和气质,你不敢确认这就是国际大师。生于1950年的郑荃,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凭精良的提琴制作技术享誉,     

康有为、罗振玉的“瞒和骗”

近20年来,笔者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广为搜集、考证了100多个个案实例,包括他们的个性人格、经济状况等。其中笔者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即清末的旧式文人,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罗振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擅长“瞒和骗”,这是当时官场的怪现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了敢于“揭露真相、追求真理”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文化人,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     

在基层体味政策的“细枝末节”

2010年,我到贵州省某县县委宣传部挂职。由于先后在媒体和省委宣传部工作过,对于这次难得的接地气机会,我满怀期待。但来到县委宣传部办公室的时候,我还是暗暗吃惊：已经不多见的20世纪50年代的二层木质小楼里挤了三四家单位,宣传部占据其中一角,4问办公室里有一间的天花板上补了一个窟窿,没抹匀的石灰中露出了竹篾草编。     

中国超级稻的完美“三级跳”

超级稻,这样一个超级吸引人的名称,承载着全世界水稻育种专家们的光荣与梦想。在超级稻诞生前,我国水稻发展史上,单产曾经出现过两次重大突破。第一次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矮化育种,主要通过降低株高,使品种的耐肥抗倒性和收获指数大幅度提高。第二次是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杂种优势利用,使我国水稻平均亩产提高到400公斤以上,高产地区突破500公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水稻单产的这两次重大突破,均给我国水稻生产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深刻改变了我国水稻生产的育种方式、种植结构、栽培技术以及管理模式。1981年,日本最早提出水稻超高产育种。继日本之后,中国、韩国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先后开展超高产育种研究。国际水稻研究所确定的目标是比现有高产品种增产20％,或者绝对生产潜力达到13～15吨／公顷。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水稻所提出了新株型育种理论,并利用包括我国沈农366在内的粳稻种质资源作为骨干亲本,选育出新品系。1994年,通过小面积试种,该品种获得了超高产。这一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媒体称“可以解决国际粮食安全”,并将这一神奇的品种称为“超级稻”。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心”

历史的惯性2011年中秋节前夕,在《新快报》上读到殷海光的名篇《赶快收拾人心》之节选。我的湖北老乡殷海光（1919-1969）,是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李敖称之为“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     

马寅初：中国计划生育的最早倡导者

在20世纪中国人口思想史上,有一位铁骨铮铮卓然而立的人物,他就是明知寡不敌众,依然单枪匹马誓死坚持“新人口论”的马寅初先生。     

科学、宗教与法律：“猴子审判”的启示

人们一般认为,科学求真,宗教求善,法律伸张正义,三者之间并无多大关联,但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斯科普斯案件”——又称“猴子审判”——却使这三者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上个世纪20年代,当美国正在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却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进化论的社会运动。相继有4个州颁布法律宣布禁止讲授进化论,其中最著名的是在1925年3月12日,田纳西州通过的“巴特勒法案”,“禁止田纳西的所有大学、师范院校和其他所有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如果讲授任何否认《圣经》所教导的关于人的神创历史的理论,并且代之…     

张宗炳先生说“我不知道”

大约是在1979年,我上大二的时候,哲学系开设普通生物学课程,主讲教授是张宗炳先生。张先生的大名我们早有所闻:著名哲学家张东荪先生之子,我国昆虫毒理学奠基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提出优生学,并为此饱受牢狱之苦……关于张先生的种种传闻,每每成为晚上灯火管制之后宿舍里的谈资。北大百年校庆时,曾经有同学撰文,说在北大校园里,你要是遇到衣着朴素、态度谦和、平易近人的老者,千万别以为他是工友,说不定他就是国内的某位学科创始人。好像那篇文章里讲的是作者如何把季羡林先生当作工友,让他为自己看行李的事。不过,要是在北大校园里遇到张先…     

攀岩：勇敢者的运动

攀岩运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登山运动。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欧洲盛行,70年代成为国际性比赛项目。如今．许多地方每年都举行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1990年,亚洲攀岩委员会成立,统筹安排亚洲地区的赛事。由登山运动派生而来的攀岩近年在中国开始火爆起来．逐渐成为都市青年的时尚运动。     

徐建春：新中国第一个知青明星

她是20世纪50年代最早出名的知青先进人物。1950年,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急需各方面有文化的建设人才,她放弃继续上学或者进城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参加农业劳动。1951年春,她年仅16岁就被大家推选为互助组组长、带领农民搞生产,学文化,积极上交爱国粮。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有的国家却不能？像拉美一些国家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从19世纪70年代工业化开始起步,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增长和后来的停滞甚至倒退,至今仍未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其中一些共性因素值得关注。     

寻访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黄荣昌：共和国建设的功臣

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在重庆乃至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木工出身，在重钢工作了数十年的老劳模，曾因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动锯机而闻名遐迩。     

聂荣臻：关心知识分子

聂荣臻一生关心支持知识分子,这是长久以来为人称道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国防和民用科技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就,特别是实现了在原子弹、导弹方面的突破。他深知离开科学家、专家、工程技术人员,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只能是空谈。为此,聂荣臻力求正确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做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散文的文化意蕴

深厚的文化蕴涵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散文最本质的特征。作为有着深厚古典文化根底、警醒的现代文化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冲击源远流长的古老的中华文明,民族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滋生的时候,转向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寻找跨越千年的民族文化之根,探究中国悠远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体现了深刻的文化寻根意识。     

李双双：从更深的土里“泼辣”出来——试探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型妇女”的一种生成史

李双双是一个深刻烙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生命状态、在时代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艺术形象。本文探讨这一妇女“新人”和她的“泼辣”性格的生成、演变与接受的历史。以小说《李双双小传》、电影《李双双》、豫剧《李双双》和社会对李双双的接受为文本基础,将李双双放回1958-1963年社会历史变动的土壤和李准写“新人新事”“问题”小说的脉络中,从李准对时代现实中的问题的敏感,调动乡土文化、伦理资源来回应政治政策的能力,以及对乡村妇女的生活、生命史的理解等层面,探讨李双双和她的“泼辣”的生成史及其历史、政治、文化、思想意涵。在如上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小说、电影、豫剧中李双双的“泼辣”塑造,实蕴含着将时代要求的“集体精神”与传统中国人有关“义”“理”“公道”等价值进行有效连接,然后在此一亦新亦旧的义理的践行中通过细腻感通他人、以承担为乐的生命状态,以生成一种新中国妇女的精神风貌与价值形态。这些具有重要思想、实践意义和高度洞察的思考、文艺创作,并没有随着时代转换消失其意义,而有待关心中国妇女现实与未来的人们认真重访。     

“活力泸西”，吹皱一池春水

泸西，一颗镶嵌在云岭高原东南部的璀璨明珠。2亿多年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赋予这里独特的喀斯特岩溶景观神奇瑰丽的色彩。20世纪90年代，蜚声海外的阿庐古洞让云南旅游几度升温。     

湖南邵阳：政府“摆平”黑道

和谐社会的涵义,就包括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治安。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湖南省邵阳市,恶性刑事事件一度盛行。我们来看看,邵阳的各级政府和官员是如何整治“黑道”、维护社会稳定的。     

文化哺育科学

20世纪50年代,斯诺（C．P．Snow）发表了那篇脍炙人口的《两种文化》的名文,他说：“在道德生活中,科学家基本是我们知识分子中间最健全的集团;科学本身的组成中就有道德成分,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由此形成自己对道德生活的判断。”科学和道德哪个在先,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但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科学昌明,却是历史早已证明的定论。伟大的心灵蕴育伟大的思想,中国近年来的创新焦虑,其症结就在于此。“人之无文,行之不远”,陶醉在“席丝文化”中的国家,是危险的。亚里士多德说过：“美比历史更真实。”是高尚的理想推动着文明的历史不断进步。我赞同哈维尔的话：“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发出警告”,我说了就拯救了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