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叠共识”与“协商民主”

“重叠共识”理念是罗尔斯在其《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的一项主要的理念,对于解决西方国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我国的民主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相类似的问题和情况需要加以解决,那么我们所遵从的理论和实践又是哪些基本的理念呢？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民主问题的手段——协商民主。     

罗尔斯“重叠共识”理念的逻辑起点、内涵与践行

约翰·罗尔斯后期的道德哲学中最著名的理念之一,即为"重叠共识"理念。"重叠共识"理念是否能够实现,决定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问题——现代自由民主立宪的社会的持久稳定统一问题能否最终得到解决。由于认识到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主义特征,罗尔斯从《正义论》中假设一种普遍的完备性的正义观念转向了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构建一个特定的政治领域的正义观念。罗尔斯认为,持有各种不同且不可通约的完备性学说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单一的政治正义观念上达成的"重叠共识",将可以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由此可知,探讨"重叠共识"的可能实现与否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转向成功与否的关键点,也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现实关注如何实现的基础所在。     

论程序民主与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既需要经验支持(民众认可),又应该满足正义原则,它是权力主客体双向互动的结果。在民主逐渐成为世界性潮流的今天,程序民主比较容易达到合法性在经验层面的要求,但仍难以保证与政治规范正义原则的完全协调一致。尽管如此,程序民主对从规范层面满足合法性要求仍有一定意义,在现实政治可能出现背离公认正义原则时,能够起到有效预警作用。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政治共识的塑造

政治共识作为具有深刻内涵的民主实践产物,是推动民主体制高效、有序运转的关键要素,直接影响到民主发展的状态和质量。政治共识塑造能力是检验民主运行程序科学性、实效性的重要标准,构成衡量民主体制成熟与否的客观尺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过程人民民主注重在民主实践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广泛凝聚政治共识,这是中国式民主具备的显著政治优势。从民主实践展开机制看,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通过民主价值培育、社会主体动员、公共意志集聚、实践效能转化、政治权威建构、民主认同巩固等路径塑造强大政治共识,从而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整体效能创造有利条件。     

共识民主:中国式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与发展向度

共识民主是一种新兴的民主形式,具有宽容性、广泛性、互惠性和共存性等诸多特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共识民主在中国有着丰厚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土壤。首先,中国社会主义本质与共识民主具有圆融相通之处;其次,中国式民主制度反映了共识民主的基本要求;第三,中国式民主的形式和过程体现了共识民主的基本精神。因此,完全可以说,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共识民主以其独特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正日益成为中国式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共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独特作用,使之成为中国式民主发展的指导原则和重要向度。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共识和民主现代化的实现

"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有效政府"、"政经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点基本共识.中国推进民主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克服"制度起点高"和"基础比较低"的巨大落差,继续坚持"四点基本共识".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坚持经济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党的执政建设和政府职能建设.     

协商民主发展与实践浅析

何谓民主？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协商民主”正是民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协商民主”一词，是由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学界开始关注的新领域，并在罗尔斯、哈贝马斯等著名政治哲学家的推动下，协商民主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承认，成为当代中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在中国，协商民主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发展，     

人大代表与协商民主

什么是协商民主?该词的英文是deliberative democracy,先前也有学者译成商议性民主、商谈民主、审议民主、辩谈民主等。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公民通过对话、讨论、辩论、审议等形式参与公共决策形成过程,最终达成共识。翻译成协商民主,可能更贴切地反映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对话讨论、权力制约、合作与共识等基本特征,更容易与中国的传统语言习惯与现有政治实践相衔接。协商民主一词由美国学者于1980年首次提出,其后得到了诸如哈贝马斯、罗尔斯等许多政治学大佬的推崇和发展。为什么西方政治学者会提出协商民主?仔细一看,不难发现,这是西方学者针对西方选举制度日益暴露出的困境而寻找到的一条出路。     

在民主的创新实践中凝聚改革共识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化严重、冲突加剧,凝聚共识成为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的客观要求。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共识;发扬学术民主以探求真理、在协商民主中求同存异是形成共识的有效方法;调整利益格局、推动社会公平、实践社会民主则是凝聚共识的基础。在民主的创新实践中凝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推动改革与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路径与生动景象。     

论凝聚发展民主的基本共识

发展民主政治是将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纳入秩序范围之内的必然选择,但民主必须是共同体成员以普遍认同的程序和规则为依托。因此,应该暂时先超越各种有关发展民主政治具体思路的争论,在确认发展民主之必要性的前提下,按照民主的基本原理或基本规律,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并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向重塑来巩固发展民主的基本共识。     

政治参与共识与和谐社会

政府、知识界和群众在政治参与的性质、范围、形式等方面的共识,对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建立共识的过程中,必须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同时注意维护政府的威望,必须在限制越轨言行的同时高度相信群众。     

政治参与共识与和谐社会

政府、知识界和群众在政治参与的性质、范围、形式等方面的共识,对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建立共识的过程中,必须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同时注意维护政府的威望,必须在限制越轨言行的同时高度相信群众.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多元社会的挑战,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国内一些学者将西方的协商民主引入中国,视之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本文认为,协商不但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而且已经在实践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同时我国的协商与西方所谓的协商民主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该积极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但同时必须从国情出发,始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民主审议: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安排

民主社会早已成为全世界大势所趋,但何种民主模式最能符合"民主"原意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传统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均有其不尽完善之处。本文认为,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因其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优点,足以成为调节民主社会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原则,但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并不是最好的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设计。相反,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理论超越了共和主义民主和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缺陷,更好的实现了公共理性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价值,是实现公共理性的更好的制度选择。     

从“协和式”到“共识型”:利普哈特民主理论发展的逻辑进程

从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到欧美的代议制民主,民主在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得以演进。美国著名学者利普哈特通过对大量民主国家的比较分析研究,提出了在异质性强、多元化程度高的社会里通过广泛的权力分享来实现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共识,从而创立了"协和民主"模式,之后又将"协和民主"发展为"共识民主"。利普哈特的民主理论是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新形式,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这就为发挥协商民主在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现实路径。具体体现在:一是坚持协商民主的人民性有利于正确把握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实质;二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有利于改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三是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     

政治共识的现代意蕴及其发展政策探析

虽然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内部冲突,但良好社会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政治共识为条件。基于历史与理论的分析,现代政治共识应当包括价值多元主义的共识,宪政民主游戏规则的共识,以及政府及政策产生过程的论辩竞争共识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政治共识的建设需要采取多个方面的相互配合的发展政策。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特色

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选举民主,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基础的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特色.这两种民主形式的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政治功能,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论人大工作中的协商民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理论界兴起协商民主研究的思潮。“一些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纷纷表明自己对协商民主的支持态度，像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吉登斯、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等人，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协商民主也是当代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发展之一。”其实，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行路径和制度安排

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径。与代议制民主相比,协商民主更能反映偏好强度,让民众参与决策过程,它的基因也深嵌在现行政治架构中。以协商民主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就要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完善党内、人大、政协内部的协商民主,加强与外部特别是涉及公共领域社会行动的对话协商,以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基层自治能力的强化。同时也要通过搭建博弈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完善法律环境、政府信息公开,为发展协商民主提供配套支持。